重庆红色故事（第一辑） | 曾霖：时刻把党组织装在心中

1948年8月，作为华蓥山起义重要组成部分的广安代市、观阁一带的起义行动相继失败，革命者被四处追捕。此时的重庆也风声鹤唳，敌人对从华蓥山撤离回渝的革命者大肆搜捕。不久，一些杂志、报纸甚至详细披露了一位重要的起义指挥人员的体貌特征：延安派来一位年近六旬、身经百战、遍体鳞伤的老军事家，在华蓥山建立西南总支部，亲自指挥华蓥山暴动；此人胖、鬓白、脚跛。这些身体特征，正是对代市、观阁一带的起义指挥者曾霖的描述。

曾霖（渝北区委党史研究室供图）

曾霖，1897年11月出生在重庆江北厅隆兴场（今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曾霖到达广州，由共产党员黄克建介绍，进入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1927年1月，叶挺独立团改编为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曾霖担任团部参谋。6月，随军调至江西九江马回岭，担任团部参谋的曾霖经张堂坤介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随后，参加了南昌起义。8月3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起义军陆续撤离，南下广东，9月底到达潮汕地区作战。因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起义军分散转移，曾霖被迫离开部队。虽然离开了部队，但曾霖并没有抛弃自己的革命理想。1927年11月，带着组织“到各地发动农民暴动，组织革命武装力量”的使命，曾霖辗转来到汉口，接上组织关系。后经组织介绍于1928年3月回到重庆，改名田梓材。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为了帮助党掌握更多的武装，曾霖当起了说客。1933年，受组织派遣，曾霖到叙府（宜宾的别称）去做土匪李客熙的工作。曾霖为了能顺利进入李客熙的队伍，找了一个与李客熙熟悉的人牵线，并随身带了一封介绍信上路。但是在路过犍为县时，因曾霖代交李客熙的信件被敌人查出，随后当地政府以通匪嫌疑，将其关进了国民党犍为县政府监狱。直到1936年冬，正好其同学兼拜把盟兄刘耀奎升任司令回家路过犍为县，才将曾霖保释出狱。出狱后，曾霖和组织失去联系，加上各地出现的叛徒，他焦急万分，想方设法寻找党组织。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曾霖得知叶挺任新四军军长的消息，经好友吕超介绍到八十八军范绍增部任副营长，欲借该部出川抗日之机，就近寻找党组织和新四军。1939年，范绍增部到达江西弋阳，曾霖遂写信给叶挺和周子昆，提出要到新四军参加革命。信送出不久，曾霖就接到叶挺的回信，嘱咐他到新四军上饶办事处。曾霖立即离开范绍增部，经上饶到皖南，回到了自己的队伍。回到部队后，曾霖及时将自己脱党后的相关情况如实向周子昆作了汇报，提出要回到党的怀抱。但是，由于离开组织时间过久，周子昆要求曾霖先好好干革命事业，待时机成熟再解决组织关系问题。随后，周子昆安排曾霖担任新四军军部副官处第三科副科长，1940年11月调新四军特务团做侦察参谋。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其间，为掩护中左纵队，曾霖所在团改为右纵队，奉命经茂林往铜山、占高岭向太平方向佯攻，9日夜间，曾霖所在部队经赵亥梁、大康王一带突围，曾霖带几名侦察员在部队前方侦察前进，但到达大康王街上时，队伍被敌军冲散。此后，由于曾霖腿部受伤，其所带领的十多人藏在附近的谢村山上断粮3天，在1月13日夜国民党军队搜山时，曾霖不幸被捕。

曾霖被捕后，被押解到江西上饶周田村，敌人审问他的年龄、籍贯、担任的工作、是否为共产党员等情况，曾霖巧妙回答，严守机密。在关押期间，监狱的指导员、队长隔几日又审问，但曾霖始终没暴露身份，只说自己是被新四军聘去当机关枪教官的，其他一概不知。在狱中，曾霖伤情严重，无法行走，敌人只把他抬到医务所进行简单治疗。在治伤期间，敌人也没有放松对曾霖的审问，并经常叫宪兵把他押到厨房去当伙夫，煮饭烧水，导致他的腿伤更加恶化。直到年底，曾霖被一个四川老乡担保出狱，才被送去后方医院医治。

1943年初，曾霖从湖南湘潭动身返渝，几经周折，于10月回到重庆，先到南方局办公点曾家岩50号周公馆报到，汇报自己被俘后的情况，次日即被安排到八路军办事处学习。1944年9月去延安，先后在党校军训班六部、二部等处学习两年。由于曾霖于1936年就和党组织失去了关系，组织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1944年，经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审查，由陈毅证明，党中央批准，决定让曾霖重新入党。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前夕，组织决定派曾霖回四川工作。虽然当时曾霖正准备随陈毅到南方工作，但他还是服从组织的决定，毅然回川。由于正值全面内战期间，敌人封锁严密，曾霖只好乔装返川。曾霖一行数人，凭借丰富经验，闯过重重关卡，终于在9月初到达重庆向四川省委报到。1947年2月，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召开省委及《新华日报》负责人会议，传达周恩来指示，准备发动武装斗争，并决定曾霖负责华蓥山地区的武装斗争。

曾霖虽然大半生都身处枪林弹雨中，参加战斗无数，但要全面负责华蓥山武装起义的军事指挥，他深感责任重大。在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千方百计做好准备工作，保证武装起义顺利进行，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曾霖在上百次战斗中枪伤累累，右脚留下顽疾，行动很不方便，但为察看地形，了解情况，他不怕爬坡下坎，日晒雨淋，坚持走遍华蓥山区。曾霖在1947年下半年坐镇邻水，亲自指挥部署各项起义准备工作，集中力量搞好“四抓”（即抓人、抓枪、抓钱、抓政权），组织起义队伍，准备起义枪支、弹药，筹备起义军费。经过半年的努力，有近一半的乡保政权和武装掌握在共产党员、进步群众和统战对象手里；还办了两个小型兵工厂，建立了3支游击队，控制了县三青团和教育理事会，并利用国民党的派系矛盾，支持和掩护党的地下活动。曾霖考虑到大多数游击队员和领导骨干都未打过仗，缺乏军事常识，便先后在邻水、岳池、广安等地举办了8期游击训练班。训练内容除政治、形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气节教育、秘密技术、救护常识外，主要讲解游击战术知识。没有教材，曾霖就凭自己的军事常识和亲身战斗经历，用许多生动的实例和通俗的语言讲解，让学员们受益匪浅。

1948年8月，华蓥山起义发动后，曾霖率领部队在广安的打锣湾与邻水的四五百国民党军队作战，战斗十分激烈，部队在敌人重兵包围之中弹尽粮绝。但曾霖没有被吓倒，他带领剩余的20多人，分两路突围下山，但部队被冲散，曾霖只得孤身一人在罗渡溪一户人家住了两天，又在荒坡上宿了三夜。这时，曾霖得到其他地方的起义相继失败的消息，只好撤回重庆。但重庆的敌人也到处搜捕起义的革命者，因此，曾霖未能找到组织，也不敢在重庆久留，只得冒险回江北县龙兴老家隐蔽。

回到龙兴，曾霖并未消极等待，他一方面四处寻找组织，一方面积极工作。在失去组织关系的情况下，他利用本地的一些社会关系，一面隐蔽，一面“开荒”。经过严格考察，他在龙兴发展党员，1949年建立龙兴支部，并领导当地党员和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在龙兴，他利用其声望，凭借丰富的社会经验开展工作，在反征税、反征粮、反抓丁等斗争方面卓有成效，同时派人打入当地自卫中队，掌握地方武装。重庆解放前夕，他又发动党员和进步群众写标语、出墙报，宣传党的政策，揭露敌人反动罪行。

重庆解放后，经党组织审查，曾霖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在新的岗位上作出了新的贡献。

【点评】

曾霖同志两次被迫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毫不气馁，始终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继续为党的事业奋斗，最终回到党组织的怀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强化党的意识和组织观念。今天，我们的党员干部也应像曾霖同志一样，心中时刻装着党组织，切实做到思想上认同组织、政治上依靠组织、工作上服从组织、感情上信赖组织。

供稿：刘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