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 回家3
我在重庆卖光碟的时候，很喜欢一首歌曲，因为那首歌曲，不仅旋律优美，而且内容特别励志：“太阳像把金梭，月亮像把银梭，交给你也交给我，看谁织出最美的生活。”老实说，当年我就是冲着“织出最美的生活”赴美的。哪晓得，人算不如天算，我们非但没有织出最美的生活，反而被宰割得七零八落。有位口无遮拦的朋友，给我开玩笑说：“罗秦，想开点，人家花钱还成不了公众人物，你们不花钱却成了我们孟菲斯的公众人物。”这话叫我哭笑不得，真是不穿小鞋，不知道小鞋夹脚。公众人物，头上顶着的是什么，两个字：光环；我们头上顶着也是两个字：苦难。
不过那首励志歌曲中还有句歌词，对于我倒是很适用：“光阴如箭提醒你和我。”是的，光阴如箭，日月如梭，再过几天就是2008年1月28日，是我把女儿带到这个世界来的第九个年头，是安娜九岁的生日。
就在准备安娜生日活动的时候，我们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就是邀不邀请贝克夫妇来参加安娜生日会的问题。
其实，安娜案判决下来以后，贝克和他的律师，也像我们当初一样，进行了“最后的斗争”。但不是所有的斗争都能够胜利。一旦到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候，你就要认了这个现实。何况，贝克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他的主上帝，肯定在梦中给他暗授过机宜：“我的孩子，你就承认这个事实吧，并且你应该主动与贺家进行和解，我会保佑你的。”
所以，几个星期前，贝克就提出了我们两家和好的建议。
贝克已经举起橄榄枝，我们是伸手去接，还是不接，这确实是我们遇到的新问题。为了解决这个新问题，我和贺绍强进行了几次促膝谈心，不，是辩论。
贺绍强说：“列宁说过，不能忘掉历史，忘掉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回忆这几年和贝克打交道、打官司的历史，确实叫人痛定思痛，痛在心田。你想占有我们的女儿，还有情可原，但你为何处处阻止我们打工，剥夺我们的生存权利？你把我们两口子投进监狱，剥夺了我们的自由权。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与你贝克往日无仇近日无冤，你为什么一定要把我们搞得家破人亡，身陷囹圄，你才心满意足？”
当老师的人就是有个习惯，讲话时喜欢用眼睛死死盯着听话的人，或者他把听话的人当成了他的学生，久而久之，习惯就成了自然。此刻，贺绍强的小眼睛再一次睁大了，他紧盯着我，好像我不是他的妻子，而是贝克，或者是贝克的代理律师，我忙把水杯递给贺绍强说：“好啦，别激动，激动伤肝。”我说这句话很违心，因为我不是怕他伤肝，而是怕他既然将列宁请出来了，如果他再把毛主席请出来，这个辩论会，何时才能结束？
一心不能二用，同理，一张嘴也不能二用，趁贺绍强“咕咚咕咚”喝水的时候，我开谈了。
我说：“你说得对，如果再搞‘文化大革命’的话，我一定把贝克弄到解放碑的台子上去站起。在他胸前吊块牌子，上面写‘美国反革命’。开他的批斗会，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但是——”我一用“但是”，事情肯定有了转机，我接着说：“女儿离开我们的时候，还在襁褓之中，女儿现在回到我们身边的时候，已经是一朵美丽的迎春花了。八年，二千九百多天，是谁一泡尿一泡屎，将她拉扯大？是谁每天都为她的饮食、健康，写下了详细的日记？他们对安娜的爱，固然是自私的，如此地持之以恒，说明他们对安娜的爱，爱得深沉。至于我们对他们的恨，与他们对安娜的爱，两相比较，不是抵消的问题，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为了安娜，作为一个母亲，我不应该恨他们，相反，我从内心还感谢他们。”
我不知什么时候，流下了热泪。贺绍强也摘下了眼镜，用手擦拭着眼睛，辩论的结果出来了，一定要邀请贝克夫妇，而且还要视为座上宾。
2008年1月28日，贝克一家如约来参加安娜九岁的生日聚会。
安娜的角色完全转变了，小寿星当起了小主人，是她开门将贝克一家迎进屋来的，并招呼他们坐下，分寸拿捏得很好，既热情又真情，真有点“请坐，请上坐”的味道。
孩子毕竟是孩子，少年不知愁滋味，何况孩子乎？当生日蜡烛点亮后，他们高兴地拍着小手，卖力地唱着《生日歌》，烛光在他们的脸上跳跃，似乎也和他们一样分享着快乐。
大人则不一样，判决如一道停战令，暗淡了刀光剑影，却不能暗淡多年来在两家大人心灵上的阴影。所以，这次贝克夫妇的赴约，他们心里清楚，一旦我们举家回国，他们再次见到安娜的概率，几乎为零。
既然我们大人们的心念如此复杂，我们就把注意力投在孩子们的身上，和他们一起唱歌，一起疯玩，避免了我们之间找不到话说的尴尬。
聚会结束了，安娜悄悄地告诉贝克，我们准备2月9日回国，贝克一听，深深地吸了口凉气，扳了一下左手的拇指和食指，说：“只剩下十天的时间了，真的要走？”贺绍强点点头。贝克的脸上布满了愁云，他望着贺绍强，语气中有种乞求：“过去的事都结束了，我真诚地希望你们留下来吧，我们重新做好朋友。自私地说，我是为了安娜，我不愿意看到她回国受苦。”
贝克突然看见，安娜正用一双困惑的眼睛望着我们，他马上脸上泛起了笑容，转身对安娜说：“安娜，你要回国了，我给你一个惊喜。”说罢，在吸引了全屋子人的眼球后，他慢腾腾地从他的公文包里摸出一双小球鞋来，要不是贺绍强瞪了我一眼，我差点“扑哧”一下笑出声来，贝克肯定没有看见我轻蔑的表情，认真地对安娜说：“这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听说中国没有运动鞋，我特意给你买了一双。”
如果说贝克先生是从亚马孙原始丛林中走出来的，说此话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问题是贝克是从美国密西西比田埂上走出来的，说此话就让人奇怪了。但，转念一想，又觉得见怪不怪了，因为贝克曾经问过我：“邓小平是不是香港人？”
但，没想到的是，贝克先生建议我们留在美国，这段时间我们为这件事特别地纠结。如果我们说，与贝克和解，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话，那么，是留是走，却是“老革命遇到大问题”。
官司落幕后，舆论将我们推到了一个两难处境。如果我们带上孩子，马上飞回国，肯定有人指着我们远去的背影，斥责说：“马上把孩子带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不顾小孩的利益，让小孩多么难受，看看，这算什么父母。”如果我们不走呢，有人会在碰见我们时轻蔑一笑，说：“打了这么多年官司，图个啥，一句话就是想长期留在美国。看看，这算什么人品。”
无论怎么说，我们倒不计较，因为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与舆论打交道，自然就产生了舆论疲劳，也就麻木了。但，想起好朋友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掂量掂量了。
我有一个朋友叫露露，刚回中国不久，对国内的情况知之甚多，她叫我们千万别回国，她将国内某美女的经典名言“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改编成了“宁愿在美国哭，不愿回国去笑”。为了说服我们，她举了两国孩子读书的情况，以资证明。
她说，在美国，孩子读书不交学费，在学校吃饭不交伙食费，看病有医疗卡，也不收费。在美国读书，孩子们都认为是件快乐的事，为什么呢？因为老师从不找学生的麻烦，不搞成绩排名次，所以孩子们学习没有什么压力，心情轻松。还有美国最好的车是什么？不是劳斯莱斯，悍马，林肯，而是校车，校车宽大结实，还装有防弹玻璃，因为每个人，都被看成是有价值的，孩子的价值有多大？一个“8”字横躺着，无穷大。
再看看中国的情况吧。孩子读书收费多如牛毛。学费、伙食费、校车费，还有什么择校费、赞助费，除了经济压力，还有学习压力，什么都要排名次，你成绩差一点，老师看不起你，同学也看不起你，这难道不是对孩子的伤害吗？
这样一来，我们在去和留的问题上，举棋不定了。贺绍强说：“干脆我们来列个表吧。将我们回国的好处一二三四排列下来，将留下来的好处也一二三四排列下来，看孰多孰少，来决定我们的去留。”结果是六对六，去和留都被淘汰出局。
突然，贺绍强对我说：“罗秦，谁对我们帮助最大，中国大使馆啊，我们怎么忘了呢。”我也一下如梦初醒，回忆起中国驻美大使馆对我们的保护和帮助来。大使馆的官员始终如一地保护着和支持着我们这对普通的中国公民为自己的权益而战。而且大使馆的官员还在法庭上承诺，“我们欢迎贺家官司了结后返回中国，我们将给他们应有的照顾，决不会因三个孩子而受惩罚。”
大使馆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如果我们回国，肯定是维护了大使馆的形象和尊严。反之，如果我们不回国，无异于给大使馆一个耳光，也等于给生我养我的祖国一个耳光。祖国是什么？是母亲，是娘。试问，作为儿女，谁敢打自己的娘的耳光？
然而，你不愿意打自己母亲的耳光，不等于其他人就不会打自己母亲的耳光，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儿都有。有天中午，我们刚吃完午饭，电话铃就响了。贺绍强刚拿起话筒，就传来一个妩媚的女人的声音：“喂，是贺先生吗？”“是的，你是谁？”“我是一个一直关心你和你的案子的人。”贺绍强有点紧张了，自从齐小莲事件后，可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贺绍强有点怕和女性，特别是说话像齐小莲那样嗲声嗲气的女性说话，贺绍强急忙指指话筒，叫我听电话。我接过话筒，对方还以为我是贺绍强，她接着说，声音确实很好听，很妩媚：“贺先生，听说你要回中国，我觉得这是个错误的选择。你带着三个孩子回去，中国政府允许吗？中国计划生育的政策是什么？一胎生，二胎刮，三胎坚决扎。还有，你两口子都进过监狱，回中国就会给你记入档案，成为一生的污点。”
我越听越蹊跷，又压低嗓子问：“我们该怎么办？”对方回答：“很简单，留下来不走，和我们联系，我们可以从物质上到精神上帮助你们一家人。”我心里骂道：“真他妈的马后炮，卖了乖又讨了好。”我然后压低嗓子问：“你们是什么组织？”对方回答了，我的手像电击了一下，马上挂断了电话。
贺绍强见我神态有点紧张，便问：“对方是啥组织？”我说：“某某组织。”贺绍强也抽了口凉气，马上说：“我们不能和这帮人掺和在一起，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们还是尽快地回中国。”
去愿已定，老革命解决了大问题。
2008年2月8日，也是我们即将回国的前一天，我们在家忙着收拾行李，平时看起来家里没有什么东西，居然装了十几个箱子。当然，有些东西可以留下来，不必带回国去。但见到这些东西，就想起我们在美国的艰难日子，我们就不忍将其抛弃在异国他乡，比如说那顶绒帽子吧，就残存着我们两口子的体温和感情。
我们忙着，媒体也没闲着，美国ABC干脆将摄像机架在我们家里，对我们的一举一动进行跟踪拍摄，好像我们不是在搬家，而是在拍一部市民电视剧。
我突然想起什么，将贺绍强拉到一边说：“如果明天在机场，媒体更多，如果贝克一家来送行，情绪失控了，就麻烦了，不如今天让他们过来和我们告别。”贺绍强说：“过来也麻烦，不如我给他们打个电话，道个别算了。我给他们约法三章，一、要控制情绪，不能太悲伤；二、与女儿不称父母称朋友；三、多多鼓励安娜。”这三条一点也不苛刻，贝克焉有不答应之理？
下午，我们正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贝克一家来了。安娜一见他们，马上迎了上去，问候他们，和他们拥抱。我向贺绍强使了一个眼色，我们退到另一间房子去收拾东西，让安娜单独与他们待在一起。就在分手的那一刻，艾米突然抓住安娜的手问：“安娜，你要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安娜点点头，艾米又问：“你会不会来看我？”安娜没有回答，怔怔地看着艾米，不是安娜不愿意，而是她无法回答，因为她不知道她要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她不知道她能不能再回来，她无法回答，也不想撒谎。
艾米见安娜没有回答，就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用小手去取脖子上的项链。贝克太太俯下身去，帮她取下了项链。艾米将项链给安娜戴上，说：“安娜，你不能回来看我，就看项链吧，看到项链你就会想到我的。”
看到孩子们的纯真，我心里五味杂陈。我心想，如果我们大人都像孩子怎么纯真，世界上哪里还有“911”？有两伊战争？有基地组织？
傍晚的时候，我的朋友刘艺来看我们，也算告别。我儿子安迪所在的学校，一直在搞一种活动，就是你买麦片时，将上面的一个商标撕下来交给老师，凑到一定数量，学校就用商标去商店换钱，作为学校的费用，交得最多的那个班，所有的同学都可以吃一个冰淇淋。儿子安迪和刘艺混得很熟，所以刘艺一进门，安迪就和她缠在一起。
刘艺出门的时候，一脸的惆怅，我问：“你怎么啦，人不舒服？”刘艺摇摇头，小声地对我说：“安迪非常高兴地说，他们班上明天要吃冰淇淋了。”刘艺噙着眼泪说：“安迪都不知道，他明天将离开这里，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他能不能适应？他的朋友在哪里？”想着想着，我的眼泪就流了下来。
2008年2月9日清晨，我们驱车前往机场。望着整座还在熟睡中的孟菲斯的街景，我心里感慨万千，有种物是人非的感觉。十年前，我初到孟菲斯，是贺绍强孤身一人到机场来接我的。十年后，我们举家再到机场时，已经是儿女绕膝的五口之家了，还有大队人马来欢送我们。十年前，我是为寻梦而来到美国的，十年后，我是梦破而离去的。我突然想起苏轼的两句诗来：“十年生死两茫茫……夜来幽梦忽还乡。”现在，已不是幽梦了，而是我们马上要登机还乡了。
其实，说句心里话，我是爱孟菲斯的。孟菲斯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慈祥的老祖母，她用密西西比河的河水，养育着她身边的儿女们，她心胸开阔，一视同仁，不管你是白皮肤、黄皮肤、黑皮肤，她都心疼。但是，哪个家里都有几个不肖子孙，他们坏了老祖母的规矩，也坏了孟菲斯的声誉。
来送行的人很多，有蔡金良、西格、潘太太、刘艺，还有参议员等。大家与我们握手、拥抱告别，大家几乎都没有多的话说，因为此时任何铿锵有力的话语，比起十年来我们风雨同舟的友谊，都显得苍白无力。但，参议员毕竟是属于有身份的人，他除了热情地和我们握手，还发表了一通热情洋溢的告别词，评价我们的人道精神，让人难以置信。
特别是小贺梅，因为她，田纳西州提议，制定了一部法律，贺梅将青史留名等等。
我当然为参议员的话感动。但，让我更感动的是，小女儿艾薇塔班上小伙伴们的行动。艾薇塔的老师也来送行了。她展开了一张白纸，纸上贴着小女儿班上所有同学的照片，照片下便是所有同学的临别赠言。
有的写道：艾薇塔很漂亮，像个洋娃娃。有的写道：你是个好人，我会想你的。有个同学写道：班上吃冰淇淋，我会给你留着。看到这句话，我就想起儿子给刘艺阿姨的承诺，眼眶不由得湿润润的。
佛说，五百年的修炼，才换来今日的擦肩。我不知道机场的老美是否也信佛教，也珍惜今日的擦肩之缘？我们一家带了十几件行李，堆起来完全有一辆面包车的体积，肯定是超重了，要付超重费。但工作人员却网开一面，那位白人帅哥和黑人妹妹，微笑着，向我们打着手势，叫我们赶快将行李送上传送带。
从孟菲斯飞往底特律，我们买的是经济舱的票。不，不是我们买的机票，我们当时早已囊中羞涩，支付机票都很吃力，而是蔡金良、格雷牧师他们凑钱给我们买的回国的机票。
我们在经济舱的座位上坐定后，孩子们都很兴奋，在过道上走来走去。此时，一位白人空姐走过来，微笑着对我们说：“你们带着三个孩子，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安排你们去头等舱，孩子们在那里活动空间大一些。”空姐很像科林斯，一般娇小的身材，还有笑起来那对迷人的酒窝。买的经济舱的票，享受头等舱的待遇，在中国只有“人熟”才能办到的事，我们有何理由推辞哩？
此时，飞机已经起飞了，而且度过了起飞时最危险的七分钟。贺绍强对那位空姐说：“谢谢你照顾我们。”空姐看看我们和孩子，回答说：“昨晚，美国广播公司ABC黄金节目2020，用了三十分钟，播出了你们的专题节目，你们受委屈了，不过回国就好了。我现在飞的是国内航线，如果我以后飞国际航线，我一定飞中国，去看望你们。”说完，空姐又笑了，眼睛中闪烁着真诚与渴望的光泽。
岁月如刀，刀刀催人老。十年前，我们还青春年少，十年后，我已是徐娘半老。此刻，我们带着十年来，梦起梦碎梦醒的惆怅，满身的疲惫，空空的行囊。唯一欣慰的是，我们终于带着一个完整的家庭，从孟菲斯到底特律，到东京到北京，然后回到湘江之滨。
故事本来到这里就该结束了，但在机场送行时，参议员的话卖了个关子，我在这里向大家揭晓这个秘密吧。
案子虽说完美地谢幕了，但田纳西州的法官在这种案件的审判中不公正或模糊的地方暴露无遗。于是，田哈德威议员提出一个众议院提案，立一部“贺梅法”，成为以后解决类似案件的样板，即所谓案例法。提案的序号为：hb0351。最后，众议院以五十四人支持，三十一人反对，四人弃权，通过了“贺梅法”，它成为美国第一部以华人名字命名的法案。
后来，有朋友给我开玩笑，说：“罗秦，你真厉害，第一胎就生了个龙凤胎。”我不解地问：“什么龙凤胎？我第一胎只生了个贺梅。”朋友说：“还有贺梅的弟弟，叫贺梅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