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某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物曾经鼓吹“中间路线”,即“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的出现源于民族资产阶级对抗战胜利后我国形势的判断。他们认为,当时的形势是,国民党不能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国民党,这似乎为实行中间路线提供了机会。周恩来在当时说过:“民盟由于抗战,特别由于政协的机缘,客观上一时造成了他在全国的第三党地位,使他中间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4页。)“第三条道路”的实质就是走和平改良的道路,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中间路线的鼓吹者主张:在政治上,“必须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不准地主官僚资本家操纵;在经济上,“应当实行改良的资本主义”,但不容官僚买办资本横行。而实行的方法,则是走和平的改良的道路。他们所提倡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他们所主张的,实质上是旧民主主义的道路。(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197页。)
经典名言
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第三条道路”在中国走不通是多种历史因素综合作用之结果。首先,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不适合中国国情。在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封建势力。在中国,这个革命的对象除了封建势力外,还有帝国主义。这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帝国主义列强来到中国,不是为了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掠夺中国来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因此,他们扶植自己的代理人——清政府、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通过这些带有浓厚封建性和买办性的反动阶级的统治,把中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殖民体系内。因此,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帝国主义所不允许的。其次,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意志。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前,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曾被视为医治中国贫穷落后的良方。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甚至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志士仁人都热心地提倡过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但是,学习西方的结果,并没有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相反,帝国主义列强日益加紧的侵略,彻底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和社会主义俄国的支持、援助形成了鲜明对比。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自然不为广大工农群众所欢迎。再次,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是中国国内封建势力所不允许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是独裁专制的政权,为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必然排斥、镇压一切先进的思想。前者扼杀了孙中山亲手创立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后者在抗战胜利前后,封杀了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希望建立的英美式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并断然拒绝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包括蒋介石集团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另外,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从根本上决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生存、发展起来的,这就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经济上不发达和政治上软弱的状况。同时,在近代中国,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有封建势力的残酷统治,中国民主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和残暴的。因此,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打败强大的敌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最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不断胜利,促使民族资产阶级放弃了“第三条道路”。
中国革命的历史充分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让位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