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 实践·实证 第三十一问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传入中国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1页。）毛泽东用形象的话语表达告诉我们，十月革命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了改变中国命运的普遍真理。但是，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传入中国的？我们还须从历史中去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

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经日本传入中国。十月革命前，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地崛起，以及中国甲午战败的屈辱，使日本成为近代中国先进青年最早关注的国家，也更是他们出国留学的首选之地。而恰在中国留学生大举东渡日本之时，社会主义在日本的影响日益扩大，日本舆论界惊呼这“差不多可以说是马克思的时代”。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西川光次郎的《社会党》等著作均广为传播，名噪一时。以救国救民和寻求真理为目的的留日中国学生，不可能不对当时日本国内十分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发生兴趣。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机缘，马克思主义借由日本而传入中国，这条渠道在十月革命前成为中国人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渠道。郭沫若就指出：“中国民众是通过日语书籍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中国记者那里听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书被译成了汉语，于是人民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存在。”（张琳：《日本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学习时报》2009年4月21日。）

在众多的留日学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者以李大钊、李达、李汉俊等为主要代表，简称“三李”，李大钊主要宣传唯物史观，李汉俊侧重经济学说，李达则以科学社会主义见长，学人多有“三李带回马克思”之说。李汉俊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受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从最喜欢数学到研究马克思，信仰马克思主义，从日本回国后着力于著述和翻译工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指导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由此获得“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的美誉。

以日文为蓝本，以“三李”为代表的留日学人，或摘译、片译，或系统翻译、译介，构成了日本路径向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群，推动了早期中国知识精英世界观的改变。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经西欧、俄国传入中国。十月革命后，中日关系不断紧张和恶化，留日渠道日渐不畅。同时，国人也逐渐认识到，日本是通过向欧洲学习才逐渐强大起来的，明确提出，“欲输世界文明于内国，必以留学泰西为要图”，（《北京留法俭学会简章》，《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1917年4月1日。）学日本不如直接学欧洲。

从1919年3月开始，在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中间兴起了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这些留法勤工俭学的先进知识分子亲身体会到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巨大魅力，并把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国内，使欧洲(主要是法国)逐渐取代日本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渠道。

巴黎和会后，部分先进分子对十月革命的意义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他们认为，既然俄国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建立了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无产阶级政权，那么与俄国国情相近的中国当然也可以效仿。于是，“走俄国人的路”，自然就成为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向往，马克思主义自此也成为他们矢志不渝的信仰。

由此，一批先进分子开启了赴俄留学之旅，有的则以记者的身份亲赴俄国考察，其根本目的就是学习苏俄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这促使苏俄路径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最为有力的一条途径。

十月革命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路径，除了通过日本、西欧和俄国，其实还存在着美国、英国途径。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路径的不断增多，其呈现出不同的传播特点：日本语境主要是“学理的”马克思主义，西欧语境主要是“行动的”马克思主义，美国语境主要是“空想的”马克思主义，而苏俄语境则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经典名言

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毛泽东（《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03页。）

（作者：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