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 第四篇 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管党治党一刻没有放松（三 执纪从严、纪无例外：遏制破窗效应的形成）

领导干部不论职务多高、资历多深、贡献多大，都要严格按照法规制度办事，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越是领导干部，越是主要领导干部，越要自觉增强法规制度意识，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尤其要善于依法规制度谋事、依法规制度管人、依法规制度用权，自觉维护法规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版，第103-104页。）正确认识权力、科学使用权力、严格约束权力，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纯洁性的根本所在。

正确认识权力的本质，自觉形成科学的权力观，是中国共产党人执纪从严、纪无例外的思想基础。《共产党宣言》深刻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3页。）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在救国救民的探索中不断深化对权力的认识，始终强调严以用权。早在湖南自治运动中，毛泽东就提出“湖南共和国”的主张，强调要搞“民治”，初步体现了“为民”的思想；革命时期，在夺取政权、建立民主国家的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枪杆子里出政权”，并明确我们的权力“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81页。）坚决同一切滥用权力的现象作斗争；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党，“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成为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新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写入我国第一部宪法，也凸显着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服务人民的决心；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多次强调“领导就是服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境界，对腐败现象“零容忍”，夯实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引领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总的来说，在“以人民为中心”权力观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坚决同一切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实现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有纪必严、违纪必究，是中国共产党人执纪从严、纪无例外的鲜明特征。在党的历史上，无论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人”黄克功，还是在革命中立下赫赫战功、被子弹伤得体无完肤的肖玉璧；无论是曾任职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的陈良宇，还是曾首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的郑筱萸，只要违反了党的纪律，只要损害了群众利益，就会受到严肃的处理。1926年8月，针对党员队伍中的“贪官污吏化”苗头，中共中央发出党的历史上最早制定的关于反腐倡廉的党内文件——《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通告》旗帜鲜明地指出只有坚决清洗这些不良分子，“才能坚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48页。）1945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再次郑重提醒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违法这一新中国反腐第一案中，毛泽东态度鲜明、从严执纪，强调“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1980年，丰泽园饭庄厨师陈爱武举报了商业部部长大吃大喝、搞特权的现象，中纪委向全党发出通报，表扬陈爱武敢于揭露问题、向不正之风进行斗争的同时，严肃批判了商业系统的特权思想，陈云更是在中央纪委座谈会上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页。）的著名论断；2012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针对党员干部群众对八项规定执行起来会不会就是一阵风，会不会流于形式的疑虑，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回答“我们‘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作善战，防止虎头蛇尾’”。（《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坚定不移把反腐倡廉建设引向深入》，载《人民日报》2013年1月22日。）截至2018年12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54808起，在处理的349552人中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共206428人，其中省部级干部25人，县处级干部28532人，伴随着违纪增量的逐步减小，党的纪律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此外，自觉克服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品格。1933年，为了支援前线的战事，刘少奇在工人中间发动了一场“节省运动”，号召大家节衣缩食，为前线的红军战士提供更好的后勤保障。一天中午，担任中革军委总供给部长的杨至诚，来找刘少奇汇报工作，但找来找去就是不见刘少奇的踪影。有人便怀疑“委员长在吃小灶”。大家分头去找，终于在伙房后面的小灶间里找到了刘少奇。只见他正大口大口地吃着一碗用清水煮熟了的番薯叶子。当他发现大家时，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刘少奇确实是在吃“小灶”，但谁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小灶”。炊事员告诉大家：“委员长为了节省粮食支援前线，每天只吃早、晚两餐米饭，中午就煮些番薯叶子或野菜充饥，已经坚持很长时间了。”（《刘少奇吃“小灶”》，《党史纵览》2018年第3期。）“开小灶”原本是指在集体化伙食中另外安排高标准伙食，搞特殊化待遇的特权现象，但党的历史上，却出现了不少如刘少奇一般在“小灶”中降低标准的优秀事迹。其实，革命年代为了斗争需要，稍稍提高领导干部生活标准是可行之举，但随着权力的扩大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一些同志人为地把这种高标准演化为特权，致使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在党内滋生。1980年，主持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工作的一位主要领导，为接送总参谋部变动工作的三位高级领导干部，在北京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花去400元钱。这件事情被黄克诚知道后，他没有因这位领导是自己旧时的部下而留有情面，果断地作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的决定，看似粗暴的语言，显示出的却是共产党人执行纪律铁面无私的勇气与担当。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都能清醒地认识到，坚决克服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不仅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涉及党和国家能不能永葆生机活力的大问题”。在直击“病灶”、坚决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立场，坚持纪律面前一律平等，为党的事业发展营造了风清气正的生态环境。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原则，坚持说到做到，拒绝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不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切入口，中国共产党执纪力度之大、尺度之严、方式之多前所未有，大大提升了党心军心民心的凝聚力。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经党中央批准立案审查的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达440人。其中，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43人，中央纪委委员9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153.7万人，其中厅局级干部8900余人，县处级干部6.3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5.8万人。【《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2017年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载《人民日报》2017年10月30日。】惩贪反腐力度的空前加大，使反腐败斗争从2015年的“胶着状态”走向2016年“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再到2017年“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和2018年“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直至2019年“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腐”“为民”“务实”“忠诚”的形象，也深深地印在人民群众的心上。此外，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推进，中国共产党在执纪方式和执纪手段上创造性地提出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且将其写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十九大党章，“四种形态”环环相扣，充分体现着党组织对党员干部的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眼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和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出台，更进一步彰显了新时代立纪执纪的政治性、规范性与原则性，也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解决好人民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了新规则、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