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 第七篇 凝聚人心、团结共事,形成心齐气顺、风正劲足的局面(一 民主集中制:党的根本组织原则)

发布日期:2020-09-28 09:09 来源:重庆出版集团

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取得全国政权,仅用时28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我国又走过了40余年波澜壮阔的不平凡历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成为了国内外探讨的热词。那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发展壮大、由弱变强的呢?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从党史的角度看,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团结,既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凝聚全党力量;又积极与各党派,国内外各阶层、界别团结共事,把各方力量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最终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因此,凝聚人心、团结共事,既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成功的重要保障。

一、民主集中制:党的根本组织原则

2018年12月25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用大篇幅阐述了民主集中制,强调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是全党的共同政治责任。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如此强调民主集中制?这是因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迅速发展壮大、成功夺取全国政权,与党在建设初期就坚持民主集中制密不可分。民主集中制的严格执行,从制度上保证了党的政治领导,有效激发了全体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党在革命、建设和发展各个阶段取得胜利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障。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的一次民主生活会

1926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了,杨闇公担任书记,童庸生担任委员和重庆团地委书记。委员会成立不久,重庆当地一名叫杨洵的干部给中央写信,反映重庆党团组织负责人存在团体个人化、革命学潮化等问题。中央收到来信后非常重视,恰逢杨闇公、童庸生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中央有关负责人便找他们两人谈话,上来就说:“你们重庆党组织怎么分成两派呢?”弄得两人一头雾水,直到看了杨洵的信才明白怎么回事。最后中央决定,让两人回去召开一次会来澄清事实,消除误会,团结一致向前进。

1926年4月15日,重庆党团干部共10人召开了一个解决自身问题的会。主持会的杨闇公开门见山地指出,涉及问题的双方只可“赤裸裸地”陈述事实,然后请大家加以批评,弄清问题,达成谅解,以使团体更加统一。杨洵首先发言,一连讲了10个他感到不适不解的问题。接着童庸生一一作答,言谈之中对杨洵的做法深表不满。然后,与会人员分别就事情本身及二人所谈发表了看法。有人指出,这都是童庸生工作不讲方法、对人颐指气使造成的,特别是随意批评同志,有时近似于谩骂;有人说杨洵不愿承担更多的工作,不服从组织安排,显然是不对的;有人说今天童庸生和杨洵的发言都有问题,带着明显的情绪性,好像都是别人的错,如此种种。大家畅所欲言,经过开诚布公地一番相互批评后,双方当事人都认识到了问题所在:除彼此的误会之外,对于杨洵来说,确实有点摆老资格及选择工作的小资产阶级习气;对于童庸生来说,确实个性倔强,有点自以为是。最后,与会人员达成了思想统一。在整个批评会期间,杨闇公一点也没表现出自己的倾向,而是让大家尽可能地表达各自的观点。最后,他根据大家的发言鲜明地指出了两人的缺点:一方面强调了团体的统一性,不能因一点误会而离开团体去说话;另一方面又提醒任何人都不能把团体个人化,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会后,重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大大增强,各项工作积极展开,取得突出成绩,受到中央的表扬。(刘慧兰:《党的早期历史上的一次〈民主生活会〉》,《学习时报》2017年1月16日。)

从这个党史故事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会议程序、达到的效果,以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都与我们今天的民主生活会极其相似。杨闇公抛开自己的个人倾向,尽情地让大家发表意见,着力解决了上下级之间的误会、矛盾和心结,把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有机结合,维护了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又达到了团结同志的目的。会议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向,解决了问题,增强了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可以说是我们党早期民主生活会的一个典范。

由此可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是我们党在成立早期就坚持下来的一项制度。这项制度把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正确实行集中有机结合起来,既可以最大限度激发全党创造活力,又可以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是科学合理而又有效率的制度。

(二)新中国成立前民主集中制的发展历程及作用

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把民主集中制确立为党的组织原则。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中提出党要采取苏维埃管理制度。而所谓的苏维埃管理制度就是民主集中制思想的组织形式。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完全承认共产国际的加入条件,也就是“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这一共产国际的要求。到了192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党章作了一次修订,把“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这一具体规定写进了党章,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提出民主集中制的概念。

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当时尚处于初创阶段,加之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斗争环境,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还不够成熟,党内还缺乏正常的民主与集中,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风气盛行,上下级之间缺乏信任。一方面,党内存在“家长制”,党员群众只有机械的服从,另一方面,又有对家长制的矫枉过正,不少地方的党支部又走向了极端民主化。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针对上述倾向,系统地论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明确肯定了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还较为全面地阐明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内容,批评了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的各种错误倾向,并在分析其危害和根源的基础上提出了纠正办法。(谢春涛:《中国共产党如何治党?》,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版,第27页。)

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民主集中制发展过程的一次重要转折。这次会议在组织原则问题上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独揽大权、压制民主”的不良作风进行了深刻批判,重新恢复了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生活中的指导地位,结束了党内持续了4年之久的混乱状况。此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健全的党内原则及制度,确保全党高度团结、高度统一的同时,提升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张红、王泽:《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历史考察及解读》,《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随着党的逐渐成熟,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逐渐深化。毛泽东认为,党的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他提出,应当辩证地看待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都要高度发挥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谢春涛:《中国共产党如何治党?》,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版,第28页。)

1945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七大政治报告中首次对民主集中制的内涵作了科学的表述。毛泽东指出,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7页。)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阐明了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内涵、具体要求和规范。这次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对民主集中制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表明党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理论日臻成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夺取全国政权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三)新中国成立后民主集中制的发展历程及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民主集中制虽然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但总体上看,保持了平稳健康的发展,有力地保证了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系统总结了民主集中制建设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深化了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开创了坚持、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新局面。特别是1978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堪称我们党贯彻民主集中制的一个标杆。

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出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大军区和中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共212人参加会议。会议进程中,与会同志突破了原定议题,对有关问题进行热议,并指名道姓对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批评。在会议安排讨论工作重点转移和有关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时,讨论刚开始,谭震林就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一些历史问题平反。陈云在发言中提出要为“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和“天安门事件”平反,重新评定陶铸、彭德怀等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等六条意见。他的发言受到与会者热烈响应,于是各组发言的重点都集中到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以及党和国家的民主法治问题上。与会者发言十分踊跃,意见异常尖锐,批评和自我批评严肃认真。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对此作了总结。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此后不久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问题”“彭德怀、陶铸问题”等七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平反。这些决定,使粉碎“四人帮”两年来广大干部群众一直强烈呼吁的几项要求基本得到解决,充分反映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心愿与心声。(韩光宇:《党史上贯彻民主集中制的会议典范》,《学习时报》2012年7月30日。)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党的自身建设与时俱进,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也迎来大发展,“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相结合制度”“中央和地方党委工作条例”“党内监督条例”等政策和制度相继出台,大大地提高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执行力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主集中制,强调各项工作都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并对如何坚持民主集中制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在从严管党治党的局面下,民主集中制再次得到了完善,我们党充分运用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挥党内民主,党的建设也越来越坚强有力。正因为全党上下团结一心、步调一致,我们党才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作者: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编 谢金峰 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