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 上篇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何而来 2）

（二）从新中国70年的持续探索中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1949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

1．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建立基本制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毛泽东曾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面对新中国成立伊始贫穷落后的状况，国内曾流传这样的说法，共产党军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经济上0分。因此，“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当时最主要的任务。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物质基础。

为尽快使中国走向社会主义，1951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重要战略构想。根据这一既定方略，1952年，中国共产党把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段期间确定为过渡时期，指出在此期间国家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2年底，我国工农业产值和主要产品的产量均已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同1949年相比，1952年的职工工资提高了70%，农民收入增长了30%，人民生活得以改善。1956年底，全国原有的8.8万余户私营工业，有99%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原有的240万余户私营商业，有82.2%实现了改造。随着农业、工业、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生产资料私有制成功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标志着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消灭，是中国几千年来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有步骤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工作之后，1952年底，中共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规定：“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其实质是实现国家工业化。而实现国家工业化，就必须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天津日报》，2009年10月2日

2．在“以苏为鉴”中探索适合中国的道路

社会主义建设之初，我国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建立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缺乏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于是纷纷仿照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做法在一定时期产生过积极作用。

苏联模式，是指苏联在战前已经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

那个时代，没有哪个词语比“计划”更为时髦。所谓“计划”，实际上就是“数字控制”。经济领域中的所有生产、运输和销售环节，都被置换成了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数字。在这一模式下，全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工厂”，而企业只不过是这座“大工厂”中的一个“生产车间”，“每一双皮鞋或每一件内衣，都要由中央调配”。斯大林宣称，计划就是法律。1936年苏联宪法的颁布，标志着苏联模式形成。

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的一本著名杂志《鳄鱼》上曾经刊登了一幅漫画讽刺“计划经济”。画面中，一位干部正在视察农场的畜牧业工作，可是从他面前走过的“牛群”，却都是由农民伪装的。有人这样揶揄地说，当无法“按照计划”完成定额时，一些负责人常常不得不想办法糊弄他们的上级，使领导相信计划已经完成。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等：《正道沧桑——社会主义500年》，北京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

在学习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很快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局限。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由此确定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命题。“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以苏为鉴”，不是“照搬照抄”，是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走自己的路。

3．在扭转“左”的错误中开辟新路

党的八大期间，由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仍受制于传统社会主义观念，毛泽东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于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对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缺乏细致的调查，因而作出了不符合实际的判断，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致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逐渐受到“左”的思想的干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在曲折中艰难前进。

1958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的实践形式主要表现为“大跃进”运动。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的影响下，“左”倾冒进错误进一步发展，掀起了继续“大跃进”的高潮。到1960年，即“大跃进”的最后一年，我国经济已经陷入极困难的境地。面对这样的形势，毛泽东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贯彻“八字方针”，党中央在1961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然而，1963年以后，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修正主义，改变了党的八大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正确判断，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由于党在探索过程中发生指导方针上的严重失误，加上当时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这一期间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挫折，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农村工作和商业工作等问题。会议还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要求全国各地尽快地将小社并大社，转为人民公社。

1965年11月《文汇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毛泽东加深了对“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忧虑，他下决心发动一场更加激烈、广泛的反对“修正主义”运动。经过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起来。“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国家的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遭迫害；人们思想空前混乱；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受到严重冲击；人民生活水平基本没有提高，有些方面有所下降。“文化大革命”这场内乱严重地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程。

从1976年“文革”结束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国社会处于徘徊彷徨的状态。“十年内乱”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引起党和人民全面反思。为打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邓小平倡导围绕真理标准开展讨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极大地推动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此后，拨乱反正从思想理论领域逐渐拓展到政治生活、经济建设、民主法制、科技教育等各方面。正是在全面反思的基础上，邓小平以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开启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编 唐青阳 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