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棒棒》 | 四十二

涂料店门口，老甘坐在屋檐下眼神很空洞，好像在看雨，又好像什么也没看。他的上半身贴身披着一件塑料布做成的斗篷，前胸依然只系着那条围裙，干瘦的双臂在胸前交叉环绕，仿佛在阻挡体内热量的挥发，微微前翘的尖下颌上，几缕乱蓬蓬的胡子茬儿承托着三两滴从地面溅起来的水珠。老甘这些天也过得很不顺利——因为生活成本大幅提高，老甘要求涨点工钱，直接被老板炒了鱿鱼。没有活干没有“白娘子”看的时候，老甘就想去正阳街赢点钱给自己买衣服，斗了三天地主，身上的1000多元输光了，还欠了牌友60多块。储奇门每晚十元的棒棒旅馆是不能再住了，主要不是因老板的服务态度差，而是一个月300元太贵。眼看这场秋雨一时半会儿不能停歇，老甘找到一块塑料布为自己添置了一件斗篷，然后就拎着自己的箱子告别了储奇门。老甘做事情是有底线的，无论多么困难，他箱子里的那500元零钱都不会动用。他说胸膛和肚皮有围裙挡着，后背有塑料布遮着，眼下的日子还不算艰难。秋雨中的五一路口也有温情，涂料店老板把自己身上的一件衬衫脱下来披在老甘身上，自己只剩下了一件背心。塑料布和后背之间隔了一层棉布，老甘红着眼说舒服多了。

可能是辛未月己酉日不宜搬家的缘故，从自力巷53号搬出来的人这些天都不太顺利。

南岸区的某学校公寓楼里，大石独自站在空荡荡的群租房里伤心凌乱。前两天楼上一套改造过的群租房着火了，虽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是惊动了消防。城楼失火，池鱼也被殃及。消防在彻查事故的过程中发现这栋大楼里有60多套私改群租房，其中4套属于大石。整改通知已经下达，本月30日之前必须撤除客厅所有隔墙，否则停水停电。这是大石手头效益最好的4套房子，租户都搬走了，拆是唯一的选择。合同还有3年，损失至少在20万以上。大石叹息着说，自己从事的行业确实鱼龙混杂，但并不是每个人赚的都是黑心钱，既然有那么多人从事这个行业，说明群租市场需求很大，为什么就不能名正言顺地经营呢？正规酒店也有出事故的，为什么不直接全拆了呢？

北碚区歇马镇，那个不大的数控车间里已见不到河南的身影，车间老板说河南三天前就辞工了。河南离开的主要原因是上班时光膀子，不仅车间里的男女工友很反感，还十分影响厂里的正规形象。面对老板的提醒和警告，河南说他在解放碑当棒棒的时候夏天从来不穿上衣，这是习惯改不了。老板是一个宽厚的人，一直容忍了他两个月。河南的最终离开是因为一条狗——他把老板托付的小狗弄丢了三天没有报告，事后还不接受批评，说狗长着四条腿，它如果想跑，我一个瘸子哪里能追得上……

河南离开的时候揣着3600元工钱，是老板亲自结算的。河南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曾勒着裤带帮助过他，现在他有钱了，我却变得一穷二白，找他拿点“救命钱”不算过分吧。傍晚时分，当我在长满爬山虎的房子里找到河南的时候，他的兜里只剩二十几块钱了。河南是个耿直的人，他说没有肯定是没有了，我翻过他的兜和枕头，的确没有惊喜。他说没赌没嫖也没有被骗被盗，至于钱到底是怎么没的，河南没作解释，这是至今未解的谜。

历尽艰辛，老黄终于得知自力巷53号已经被拆，河南特别伤心，他说可惜了房间里那么多的“重要资料”。没有了自力巷53号，再也看不到老金的身影，电话也打不通。老甘说老金的手机丢了，是在医院候诊区充电时被人偷走的。没有了手机，就不必为套餐分钟数打不完而劳心费神了，对于老金来说，这或者是一件好事。当然，对我和老甘又何尝不是？

历尽艰辛，老黄终于住进了能仁寺巷子里的小隔间。有床睡觉，可以煮饭洗澡，总体条件比自力巷优越，只是每月400元的房租有些头疼。老黄有了住处，老甘第一时间拎着箱子前来投奔，虽然对老甘邋遢的生活习惯十分反感，但房租和水电费分摊是难以拒绝的诱惑，所以老黄只能半推半就地接受同挤一张小床的现实。没有了“白娘子”陪伴的老甘不工作的时候大多躺在床上，睡着了会时不时从胸腔里蹦出几声怒吼，睡不着的时候就在床上拳打脚踢打发无聊，老黄苦不堪言却又只能默默忍受。

我找老黄借了1000块钱也算暂时安顿下来了——中华路街边的单间配套的房子，房东老两口住卧室，我与摄像兄弟睡客厅的一张沙发，厨房卫生间公用，租金每月500元，水电费包干。房东有言在先，老伴心脏不好，我们白天不能长时间在屋里，晚上不能睡得太晚，每天只能煮一顿晚饭。虽然住得很憋屈，但是总比住屋檐要强得多。

倒伏的自力巷53号就如一个被风暴摧毁被雨水侵蚀的蛹茧，失去了孕育的能量和温度。离开自力巷53号的老黄就如突然失去庇护的幼蛹，跌跌撞撞弱不禁风。降血压的药已开始正常服用，可是身体却不见好转，眼眶上的一大片瘀青，他不知道是在哪儿撞的，也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撞的。小诊所的医生说：“先是半身麻木，记忆衰退，接下来就是偏瘫……”老黄还不打算“退休”，谁劝也没用。他说没有钱住院，也没有人照顾，在哪儿都一样，与其回家坐着等死，不如待在城里干点力所能及的活，挣点药钱。

涂料店几乎不怎么找老黄送货了，老板说万一在送货途中有个三长两短，沾上麻烦不好脱身。一些熟悉的老主顾大多与涂料店想法一致，但凡找得到别人，都不会雇用老黄。本来最近涉足了收破烂的新行业，但是新住所面积小又是楼房，废旧物品无处存放，也只能作罢。在一个远离城区的污水处理厂，我们终于找到了对技术和体力要求都不高的大业务——栽设燃气管道警示桩，老黄、老杭和我，再加上老杨头，4个人差不多可以干20多天，每人每天150元。三老一壮的力工组合，平均年龄61岁（老黄65，老杭67，老杨73，我39），出于同情和尊敬，项目负责人才勉强同意让我们试一试。对于这样的挣钱机会，老黄倍加珍惜，干得十分卖力，但是在第三天收工的时候，雇主单独给他结算了工钱。因为他们看出了老黄是一个病人——他们不敢雇用病人。

中秋节前夕，老黄在床上躺了两天之后最终作出了告别的决定——两天前的黄昏，他在五一路的斑马线上晕了，踉踉跄跄一头扎进了迎面走来的女孩怀里。那个女孩很善良，双手抱着晕眩的老黄没有撒手，直到老杭赶过来。

老黄真的要离开了。他把从废墟里抠出来的物品重新装进两个编织袋，并且把那根跟随他多年的棒棒送给了老杭。二十多年来，老黄因为各种原因曾经有过很多次告别，但是后来又无一例外地回来了。过去告别是为了尝试更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而这次是因为干不动了。老杭、大石和老甘挤坐在老黄的床上，神情凝重，没有多余的话语。朴实的情感，朴素的表达，他们并肩在解放碑打拼多年，心中有一种和战斗友谊类似的情感，这种情感不需要用酒水来表达，甚至不需要使用过多的语言。大石悄悄对我说：“以老黄现在的状况，还能活多久说不清楚，大家相处很多年又天各一方，如果他哪天没了，我们也不会知道，所以这有可能是最后的送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