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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棒棒》 | 四十三

发布日期:2020-12-17 17:50 来源:重庆出版集团

永川区临江镇,女儿宽敞的家依然空空荡荡没有人居住,灶台上的一根海带长满了绿毛。黄梅这个月上白班,早八点到晚十点,下班的时候已没有班车,所以暂时不能回来。老黄说:“女儿还有十天就转上夜班了,到时候可以利用白天补觉的时间带我去治病。”

独自在家,老黄盛饭的时候才发现电饭煲内胆撂在碗槽里,刚刚挂断老杭的问候电话却想不起来对方是谁……记忆力的严重衰退让老黄随时随地都可以忘记很多事,但是有一件事在大脑里却无论如何都抹不掉——就是女儿床头柜里那张按满红手印的购房协议。一想起这张薄薄的纸,老黄就会莫名其妙地心跳加速,心里发慌。也似乎只有在捧着这张纸的时候,他才会猛然间打起几分精神,就如突然被电击一样。

老黄说他绝不能在这个时候倒下,否则这个家就要被那张纸压垮。老黄已不能再等。在家静养两天之后,他独自踏上了寻医之路。我至今也说不清楚老黄的运气到底是好还是背,刚进永川城就被街边一个促销咨询台深深吸引——是一个保健理疗店在搞店庆酬宾活动。从宣传海报上看,他们号称传统理疗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治疗方式包治百病,当然也包括老黄身上的病。热情的促销员拍着胸脯对老黄说:“不就是血压高脑梗塞吗——昨天就有一个在床上躺了半年的偏瘫老人从我们这儿一溜小跑回的家……算您运气好,我们的店庆活动还剩下最后一个免费体验的名额,三天——”促销员的“忽悠”听起来有些不着边际,但是老黄的大脑在这个时候似乎一点没有设防,也听不进任何劝告。

他说试一试总可以吧,反正是免费体验,如没有效果不来就是了。或许这就是“病急乱投医”吧!自从被确诊为高血压和脑梗塞之后,从未有人对老黄的病情表示过乐观——医生说治疗的主要作用是维持和抑制,目前还没有根除梗塞的好办法,亲戚朋友也说这种病不治会死得很快,再怎么治也活不新鲜。第一次有人拍胸脯说能治好,老黄两眼泛光,就像在惊涛骇浪中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的水手。

老黄说听了这个小伙子的一番话,感觉身上立马就舒坦了不少。两个促销员一左一右扶着老黄往店里走,那架势既像孝顺亲爹的儿女,又像护着猎物的豺狼。我隐隐觉得这是上当的节奏,但又想不出商家的“杀招”藏在哪里。还算整洁的理疗间里,只有一张按摩床,和一台据说是进口的微电流输出仪器。干瘦的男性理疗师看起来很文弱,说起话来却是极具煽动性:“你这个病在医院根本治不了,到我这里算是找对了地方,家传按摩手法加上先进的电疗设备,独一无二,保证当天有感觉,一个月血脉经络畅通无阻……”老黄脱光上衣,顺从地趴到按摩床上。

眼前的情景让我突然想到了老家杀年猪的场面,唯一的区别在于猪是被好几个壮劳力按在案板上的,而此时的老黄是自己主动趴上去的。干瘦的师傅把两个电流输出终端分别在自己和老黄身上接通以后,又往手上涂抹了一些油腻腻的东西,反复揉搓,感觉就像准备动手的杀猪匠。“老人家,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强盗通常只在晚上作案,医生却在全天抢钱……强盗只能抢光你身上的钱,医生却能抢光你一生的积蓄;强盗只能逼你掏钱,医生却能逼你借钱。

碰上强盗作案可以破财消灾,遇到医生抢钱却得倾家荡产直到没命……”干瘦的理疗师一边推拿按摩,一边像念经似的唠叨个没完。总觉得他唠叨的这些似曾耳熟,抬头一看竟与贴在墙上的“周立波语录”一字不差。看来他们已经把周名嘴的话当成了企业文化,只是还不清楚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到底是医生呢,还是强盗?不过不管怎么定位,他们所推崇的观点倒是与老黄的看法高度一致——老黄宁死不去医院,主要是因为两个方面,一是兜里没钱,二是担心医院“抢钱”。

先做背,再做脚,最后还要做头部,几番折腾完毕,老黄回到临江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理疗店老板也的确是说到做到,压根儿没有谈钱的事儿。感觉不花钱的理疗效果不错,老黄的心情也不错。回屋的时候,他发现客厅茶几上有一张纸条,老黄说肯定是黄梅回来过了,这像是她的字迹。我问老黄都写了啥,他拿着纸条大声念出了声:“敬爱的爸爸,这两天你的身体还好吗?心情还愉快吧?过几天我上完白班——就——就可以照顾你了——你——你……”

老黄磕磕巴巴念信的时候,我感觉他的眼睛在信纸上飘浮不定,表情也很特别,突然意识到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么多字。再说黄梅上白班那么忙,前两天都没回,不可能闲着没事跑回来写这样的便条。从老黄手里接过纸条,我才发现是老家伙心情好的时候顾面子,自己在那儿想当然胡咧咧。

其实,就在他外出寻医的这一整天,家里乱成了一锅粥。“爸爸,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嘛!这两天电话都打不通,我真的担心得不得了,中午的时候请岩岩的爷爷来看你,敲了半天门都没得人开,急死我们了,生怕你出啥子事情。我从厂里跑出来,假都没请……在镇上找了一下午,也找不到你……找人顶班的时间到了,不回去工作就要搞脱.....如果明天还没得音信,我就报警了……”小纸条上有几点湿过又干了的痕迹,感觉是黄梅在写字时掉下来的眼泪。直到这个时候,老黄才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手机,衣服口袋里没有,行李袋子里没有,桌子椅子上找遍了也没有,拨打时又处于关机的状态。

想用我的手机给女儿回电话吧,又记不住号码。老黄急得又蹦又跳,越着急越找不到,越找不到越着急。一夜苦寻,当我在床垫和床头的空隙里把手机抠出来的时候已经临近凌晨一点。直到这个时候老黄才拍着脑门儿说:“前天到家的时候就把手机放在床头充电,黄梅说过有事会给我打电话,所以我就没想过给她打……”

老黄把手机放在床头是为了充电,但是根本没有插电源。寻常的人家,不寻常的故事。凌晨一点拨打黄梅的电话,彩铃的第一个音符还没唱完就接听了,听筒的另外一端,泣不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