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棒棒》 | 五

熙熙攘攘的解放碑，车流如织。通往商圈的几条主要街道上到处伫立着蓝色的施工挡板，本就不宽的街道显得更加拥挤不堪。暂时的拥挤是为了日后的通畅，整个解放碑就像一个正在进行美容手术的少女，现在浑身缠满了纱布，待到拆线之后，她将变得更加美丽漂亮。五一路口热闹依旧，俨然一个露天劳动者俱乐部。在嘈杂的施工噪声中，好静者闭目养神，好动者嬉戏打闹，好赌者激战犹酣。

日复一日地跟着老黄在五一路守候，这里的人们看我的眼神少了一些质疑。没有人在乎你姓甚名谁，也没有人在乎你来自哪里，面前或手中的工具和招牌就是身份证。大家有活儿时相互竞争，等活时一起消遣，时间长了，很多人就有了新的名字——“双胞胎”、“毛土豪”、“栽得深”、“杨不起”……五花八门的绰号没有雅俗之分，也没有老少之别，叫得顺口，听得乐意就行。毛土豪告诉我，五一路口的工匠，大多都是转行的“棒棒”。毛土豪是忠县人，重庆直辖那年，他家的土地被一个企业征用，失去了土地却又不能完全靠土地补偿生活，于是毛土豪和村里几个壮年劳力一起进城当起了棒棒。那是一个重庆街头棒棒比行人还多的年代，重庆城里至少有20多万个棒棒，业务竞争空前惨烈。那也是中国城镇化建设提挡加速油门踩到底的年代，如何让这些进城的农民真正融入城市，是摆在重庆未来设计者们面前的巨大社会问题。

毛土豪和20多万农民工兄弟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开始了一场只有过程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干了两年棒棒，攒了4000多块，毛土豪果断退出了棒棒行业的竞争，回家学了木匠手艺，随后进入了家装行业。有了手艺的毛土豪很多时候两三天不开张，但他并不着急，因为一开张就能够他吃三个月。毛土豪在重庆买了楼房，儿子是酒店管理，女儿正上高中。据说他在银行里还有不少存款，可能这也是大伙管他叫“土豪”的原因。和毛土豪一样，在这场山城棒棒大军的长途奔袭中，中途下道的还有“双胞胎”、“栽得深”和“杨不起”。“双胞胎”专业刷涂料，“栽得深”专业钻孔，“杨不起”是专业的石匠，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他们在这个城市里的家和家人。以前他们扛着一根棒棒穿梭在大街小巷被人同情，现在他们用同情的目光看我和老黄。

而今的重庆城，能进人的地方大都通车了，满大街的出租车、货运微型车、三轮车、摩托车，以及五花八门的手推车，正一步步将棒棒行业推向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当初的棒棒十之八九已经转行，有的成为专业的商家售后员工，有的更换了工具成为各类运输车辆的驾驶员，有的学了手艺当起了装修工人，还有一部分人做起了小生意。对于他们来说，曾经用一根坚韧的棒棒担起了一个城市新兴行业，最终，那根坚韧的棒棒只是他们进城的一块跳板。留守的棒棒大多都已五六十岁，年轻一点的人还有谁想当棒棒？岁月更替，当年浩浩荡荡的棒棒大军，只有老黄和一些跟他一样眼睛花了、头发白了、脊背驼了的人，还在“棒棒”的路上艰难前行。一天一天，他们正在沦为中国西部大都市高速发展的背景，正在成为大中华改革开放的特别记忆。而老黄和我，正在经历棒棒的最后岁月。

穿行在解放碑拥挤的高楼大厦之间，我发现，老黄日渐佝偻的身影与这个挺拔俊朗的城市之间的反差是那么强烈，他那双43码大脚纵然磨出了厚厚的老茧，但光凭一股子蛮劲儿终究没能跑赢时代发展的步伐。老黄说，就在二十多天前，他最好的朋友老杭和一个叫“黄牛”的本家都不干了，原因都是身体不好干不动了。

在南岸区青龙路的一个现代花园小区里，房东大石的家虽然没有豪华的装修，但却不乏天伦之乐。刚刚从出租屋里收完房租回来的大石和老伴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报纸，5岁的孙子在一边捣乱。由于眼睛花了，大石看报纸的时候必须戴上老花镜，远远看去，确有几分老知识分子的架势。老伴不识字，上过小学三年级的大石必须念出声来，虽然有点结结巴巴，但念出来的文章大致还是和记者编辑的采编意图差不太多。快过年了，看房的和退房的都比较多，负责客户接待的儿媳妇电话不断。儿子上技校时学的是家电维修专业，理所当然地承担着出租房里的空调冰箱洗衣机等电器设施的保养维修任务，这两天比较清闲，整天宅在卧室里打网络游戏。客厅旁边的次卧里，刚放寒假的女儿没有工夫休息，正夜以继日冲刺四个多月之后的高考。上学期，她的期末成绩是复旦中学高三尖子班倒数几名，所以目前她是这个家庭压力最大的人。大石说，家里现在其他都不缺了，就缺一个大学生，只要女儿能考上大学，砸锅卖铁也要供她念到底。

在自力巷里，大石的生活令人羡慕，但是大石最敬佩的却是住在自力巷35号的老曾头。老曾头今年62岁，因为矮瘦和口腔里的牙齿所剩无几，看上去更像72岁。最近二十多年，老曾头除了在街头巷尾找零活儿以外，长期兼顾着自力巷一个米店的送货业务，每袋大米无论远近都是5元工钱。商圈里的新老主顾只要有需求，一般都是直接给老曾头打电话订货，可以说老曾头手里几乎掌握着店里大部分客户资源。多少年来，老曾头一直坚守着棒棒的职业道德底线，安分地挣着店里的辛苦钱，安分地在解放碑商圈里寻找其他收入，安分地看着米店老板一天天富裕起来。最近几年，老曾头的身体健康指标下降很快，稍微重点的东西他都挑不动了，一直给他提供稳定收入保障的米店老板也突然改行了。老曾头不甘心现在就回家享清闲，他一边倔强地在市场夹缝里寻找自己力所能及的活儿，一边琢磨新的出路。后来，老曾头自己开了一个大米零售店，以前熟悉他的客户现在都买他的大米。老曾头开米店的初衷并不是追求销售利润，而是想要赚取每袋5块的送货工钱。现在的老曾头每卖出100斤大米，差不多能获取20元利润，当然这里边包含了10元送货工钱，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挣两三百元。老曾头说很后悔自己懂事太晚了，要是在早些年开始这样干，说不定今天的生活会大不一样。据说新华路和五一路上的很多小家电商铺老板，也都是像老曾头这样一步一步走上去的。

自感英雄迟暮的老曾头虽然已经是不大不小的“曾总”，但至今也没有扔掉靠棒棒挣钱的老本行。他每天凌晨4点准时起床，去西三街农贸市场找一些担菜的业务。上午一边坐在米店门口等着送米的电话，一边静静地倚着门框打瞌睡。干瘪的面庞从容而且安详。

大石佩服老曾头并不是因为他的勤劳，也不是因为他有个米店，而是因为老曾头当棒棒几十年，供儿子念了大学，现在已经当上了镇上中心小学的“一把手”。大石说，他们当年扛着一根棒棒进城，现在虽然在城里有房住有饭吃，但是还算不得真正的城里人，自己的家庭能不能真正融入这个城市，关键还得看儿女培养得怎么样。

身处时代变革的大潮，老黄也在改变。他的改变是因为年纪大了，开始对节省力气的工具更加依赖。

自力巷的一个拆迁户搬家，要把一台冰箱、一台老式彩电和一些杂物运到七星岗的新家，出价40元。从自力巷到七星岗七八公里，路远物重，光凭肩膀挣这40 块钱显然不划算。于是，老黄借来了大石运煤的板车。其实不能说“借”，这辆板车老黄本来就有部分使用权，因为去年车架断裂濒临报废的时候，是老黄找木头钉好的。现在大石一般都是一早一晚用车，其他时候老黄可以随便使用。老黄说，年纪大了，有一辆车真好，一些路程较远东西又重的业务，用车子拉省时省力，像这样的业务，没有车子他是干不了的。

现在还活跃在重庆街头的棒棒，大多都有一辆人力板车和四轮手拉车。老黄也有一辆独资产权的四轮手拉车，是老黄的朋友老杭去年告病返乡时以30元价格转让给他的二手车。这车老杭已经使用了两三年，四个轮子的硬塑外圈快要磨光，木板货架也吱吱嘎嘎即将散架。尽管车子有些破旧，但老黄依然视若宝贝疙瘩，能挑的绝不动车，用车时无论是空车还是负重，必须亲自驾驶。老黄心疼他的车我完全理解，毕竟，以老黄的从业资历，早就应该拥有一辆这样的手拉车，就是因为舍不得花买轮子的100多块钱，直到去年年底才成为有车一族，所以他倍加珍惜。与板车相比，这种车轻便灵活，还能直接进电梯。但是除非万不得已，老黄能用板车的情况下绝对不使自己的手拉车。或许，在决定用什么工具的时候心里有一点其他不便明说的小算盘。

由于冰箱不能平放，要固定在没有货箱的板车上确保运输途中颠簸不倒，确实是技术活儿。直到把几样家用电器捆得像粽子一样，老黄才小心翼翼地拉着板车上路。

从七星岗到五一路，几乎全是单行线。老黄的车上坡人当动力，下坡人当制动，拉着破旧的板车穿行在机动车流中，就像是游走在狮群边缘的孤独鬣狗。这是一种不对称的竞争，但是为了生存，鬣狗必须从强大的狮群口中抢夺食物，哪怕是残羮冷炙，哪怕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一路上无论是顺行还是逆行，身旁的大车小车都开得十分谦虚，我打心底觉得咱重庆的司机都很有素质。或许是在这样的危险环境中历练太多的缘故，老黄一脸淡定，在一些通行缓慢的地方，他还时不时地超越奔驰宝马，一骑绝尘。

先进的生产工具就是先进的生产力。七八公里的车程，老黄没费一分油钱，还节省了不少汗水，40块全是纯收入。

或许，劳动工具的改善会在一定程度上延长老黄的职业寿命。或许，劳动工具的改善还会进一步坚定老黄对这份事业的执着。

在冬日阳光难得地洒满中国雾都的时候，河南完全没有出门晒晒太阳的兴致。他有些羞涩地找到我，十分委婉和谨慎地向我表达了借钱的用意。我对河南的羞涩深表理解，毕竟我到自力巷总共不到五天，找一个还不算太熟悉的人张口借钱，这的确需要足够的勇气。我想也许是能借的地方都借过了，找我已经是万不得已。或许我就是他最后的希望。

这些天，河南一直深居简出，没有去正阳街“斗地主”，也没有出去找事情做。没去“斗地主”是斗地主需要钱，而他没有了。没有出去找事情做是他觉得“斗地主”挣钱轻巧容易，尽管已经输光了。

失业以来，河南每天只吃一顿饭，早些日子只吃一顿是打牌太忙没有时间吃，现在只吃一顿是家中余粮不多舍不得吃。近几天河南用餐的时间都在晚上七点左右，可能是因为老甘的老板生意不错，河南的晚餐少了他最爱吃的稀饭，一般都是面条和馒头。河南的作息也很规律，吃了就睡，睡醒再吃，就像已经开启了冬眠模式的北极熊。两者的区别只在于熊吃一饱管一冬，而他吃一饱只管一天。

河南说这段时间他在床上想了很多很多，总结了不少教训，他对战胜牌桌上那些“半吊子”、“生梆子”已经充满信心，目前万事俱备，只缺2000块本钱，希望我能在他人生的关键阶段拉他一把。对于7块钱就敢坐到桌上去斗十块起底地主的河南，为何一开口就要借2000块钱呢？他无限悲伤地给我讲了一段牌桌上的惨痛经历——前不久在正阳街与人“榨金花”，他手握三个“A”与一个拿了三个“Q”的家伙都志在必得，当桌上的赌资达到1000多块的时候，自己已无钱下注，等到天快亮的时候答应“火力增援”给他借钱的朋友还没有来，最终眼睁睁地看着三“Q”的家伙把钱收进了腰包。他说人生能有几次“三个A”，因为这件事他伤心了好长时间。也因为这件事他悟出了一个道理，牌桌上拼的就是胆识和经济实力，兜里厚实点自然底气就足，胆子就壮。我问他现在兜里还有多少钱。河南在他常用的深蓝色小腰包里好一阵翻找，只拿出了一枚银光闪闪的钢镚。然后他把腰包的所有拉链全部敞开，包口冲下使劲晃动，没有任何东西掉出来。

无论河南多么豪情满怀，我都不能以这种方式帮他，再说我兜里总共也没有2000块。可是作为要长时间相处的邻居又不能见死不救，我最终以人道援助的名义给他借了200元，前提是用这些钱去买点米买点面，然后抓紧去找工作。

河南拿着200元钱再也没有和我聊天的兴致，迫不及待地走了。看着巷子尽头那个一瘸一拐消失得很快的背影，我隐约感觉他这是要去正阳街的节奏。

时间要改变一个人真的很快。失业才三十多天，自食其力二十多年的河南变了，似乎正朝着一个和我们不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