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棒棒》 | 四十六

自力巷53号拆了，棒棒老黄走了。

没有53号楼的自力巷更多了一些凌乱和冷清，据说还有二十多个钉子户没有搬迁，拆迁进展越发艰难。没有老黄的五一路口热闹依旧，对于这个劳动市场来说，多一根棒棒少一根棒棒都无所谓，除了我和老杭之外，已没有人惦记他，就好像他根本没来过一样。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微不足道。

来来去去，只有你自己在乎。老甘又找到了新老板，日薪50元。作为一名熟练的大排档勤杂工，薪水要求也很合理，所以老甘“跳槽”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老黄走了之后，老甘也搬出了能仁寺巷子，条件虽然不错，但是他无力独自承担每月四百多元的房租和水电费。老甘的新住所是一个楼梯过道间，可以睡觉，不能煮饭，洗澡洗衣上厕所也得想其他办法。

天凉了，老甘还穿着围裙和那件涂料店老板脱给他的短袖，他说并不是买不起一两件衣服，只是在盼望着被“转移”出去的衣服被褥能尽快认领回来，自己原本不缺衣服。从眼下的情况看，老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拆迁办不会搭理我们，房主也不搭理大石。国庆节前夕，河南的身影又出现在新华路上。

从北碚的工厂辞工之后，河南消失了将近一个月，至于这些日子是怎么生活的，他不愿提及，现在他和老甘住在一起。河南依然光着膀子干活，他已经和当初的大排档老板重归于好，每天的工钱60元。

可能是时间消融了仇怨，也可能是利益关联消弥了分歧，当年因为两个鸡蛋导致的不痛快，现在成了调节氛围的笑谈。重新牵手的主雇关系看起来很融洽，河南挑水架棚摆桌凳的工夫，老板已经为他做好了一桌子饭菜。

说起来是一桌子，其实只有三个大铝盆——两盆豆浆，稍稍晃动就外溢，一盆鸭肉煮白菜，八分满。内容虽然不复杂，但是三个盆却挤满整个桌面。一个容积比盆子略小的大海碗是河南现在的专用饭碗，他一边盛饭一边用饭勺“打夯”，直到米饭在碗口上面堆起了一个扎实的小山包，才开始坐下来用餐。

正值下班高峰时段，用餐的河南成了路口最引人注目的风景，不少路过的行人都不由自主地驻足观看。河南似乎也很享受路人惊讶的目光，吃得不紧不慢，大约四十分钟之后，桌子上的两个盆和手里的饭碗已经见底，剩下一盆豆浆，他说等一会儿干完活做消夜。老板对河南的食量表示充分的理解，他说能吃就能干，再说他这样的吃相还可以招揽顾客。没有师傅老黄的日子，我在五一路口的业务依然没有太大起色。满大街都是就业的机会，我必须从心理上挣脱自力巷的束缚，寻找新的出路。

在鲁祖庙附近，我实现了人生新的跨越——由一个棒棒摇身一变成了某工程建设项目的乙方。说得再通俗一点，那就是包工头。好几条街的地下管道改造工程，耗资不菲，二十多个技术工人和几台工程机械要干一个多月。第一次放下棒棒走出五一路，就能揽下如此巨大的工程，当然不可能。

我承包的项目是一个“五星级”——工棚。因为这个工棚修建（实在不愿意说是搭建） 在一个五星级大酒店的外墙上，上级工头说了，挨着星级酒店的工棚也必须高标准，至少也得在工棚当中评得上“五星级”。上级工头要求高，给的工程预算也不含糊，整整1000元。

既没竞标也没有托关系谈回扣，竟然就成了“乙方”，我浑身上下包括每个毛孔都充满了春风得意的感觉。在五一路口找了四个略懂技术的工匠，谈好了当天干完，每人150元。考虑到这活儿蹿上跳下也有一些危险，我犹豫再三，最终没敢叫老杭。

材料是现成的脚手架，一根一根拼接起来，扣上顶板、支起床板，再上上下下覆盖一层防雨布，只要外观不丑能遮风挡雨，基本就能达到五星级。上午十点开工，下午四点竣工，虽然大小也是包工头，但是我一点包工头的谱都没摆，全程身先士卒，一马当先，没怎么出汗也没感觉到累。

待到四个员工各自揣着150块哼着小曲儿走远的时候，我掏出剩下的400元钱数了三遍。那一刻，我感慨万千——我想到了自力巷，我想到了老黄，想到了大石，还有毛土豪和栽得深。接下来的几天，我跑了附近的很多工地，先后给十多个大小包工头留了电话，期盼他们在缺力工和勤杂工的时候找我，需要多少人都没问题。

这是一个被信息主宰的时代，但是信息的作用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上却体现得极不对称——大多数低端劳动者以及低端劳动的组织者文化不高，也不会利用互联网发布供求信息，找活靠亲戚朋友，干活也靠亲戚朋友，由于供求双方都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自然就导致了供求信息的脱节，用人的人时常急得团团转找不到人干活，找活儿的人满大街闲逛却无事可做。“山城棒棒”本来就是最响亮的劳动品牌，只要敢于和用人的工头们取得联系，即便东边下雨，西边还有可能是晴天嘛。

十多个老板，每天只要有一个人召唤，我们就一定会有活儿干。思路变了，出路似乎马上就变得宽阔了。随后的日子，我手头的工程几乎忙不过来，不到二十天的时间，整修了一个化粪池，清理了四条下水道，还承包了一个灯光篮球场——建设施工中的力工活儿。这些业务全部来自一个大包工头，因为实在忙不过来，我还多次委婉谢绝了其他工头的邀约。

作为乙方的“乙方”，我每天率领着四五个老少棒棒，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在完成这些“工程”的过程中，老杭和大石成了我的左膀右臂。老杭虽然太老了，但是在解放碑的棒棒圈子里德高望重，人脉很好，我需要多少人，他就能给我找多少人，在工地上我基本都尊称他为“杭总”，每次听到这样的称呼，他都会咧着嘴露出两排烟熏牙，干活也更加卖力。

大石最赚钱的几套群租房被消防取缔之后，也不用上街贴广告了，“棒棒”又成了他的主业，几乎是随叫随到。大石干活实在而且经验丰富，既是工地上挑抬的主力，又肩负着“技术总监”的职责。

我们的工钱每天结算，严格按照市场行情，出工一天就有150元收入，如果强度太大还可能适当上浮。身为“乙方”的乙方，我的待遇是老杭他们的双倍，当然排名靠前的“乙方”有要求，我必须参与劳动……

时来运转的时候，好事扎着堆地往身上赶。闰九月的前两天，在一个街道领导的亲自过问下，我们被“转移”的物资终于认领回来了。老甘的影碟机没有了，他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失落，或许他认为这个季节更需要衣服被褥的温暖，精神层面的需求似乎已经不重要了。

我的白底黄花枕头还在，但是里面的“重要内容”以及那个沉甸甸的鞋盒子没有了。这是一个“哑巴亏”，只能在心里憋着——这样的损失不可能有责任方。再说这本来就是我们把政府的话当耳边风造成的后果，能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已经是街道领导最大的关怀了。

好在我的兜里正在变得厚实起来，我想，是时候去“关心”一下病中的师傅了。他现在怎么样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