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棒棒》 | 十八

从朝天门回到五一路，我和老黄的“蜜月期”也结束了。可能是因为由“家棒棒”沦为“野棒棒”心情沉重，也可能是“激进”和“保守”的必然冲突。总之，从熟悉环境到失败放弃的这三天朝天门之旅，每天都有不愉快的故事。

提前去熟悉地形环境的那天，我们顺路去文化用品批发市场探望黄牛。也不知是运气好还是不好，见面没来得及寒暄，黄牛他就赏给了我们一个大单——38箱文化用品，先卸后搬，上二十步梯坎，再用小拖车运到卖场，大的1.5元一件，小的两件算一件。黄牛说算我们运气好，赶上他昨天业务太多今天腰疼，否则就自己干了。

见到有钱可赚，我和老黄撸起袖子就干，心里还或多或少地感慨远亲不如近邻。这文化用品的确有文化，38个大小不一的箱子码在微型面包车上不显山不露水，卸下来堆得像小山。一个本子拿在手里没啥感觉，一堆本子装在箱子里像生铁砣子。一趟挑两件人吃不消，双手抱着上梯坎迈不开步，用肩膀扛又难以掌握身体重心。老黄越干越觉得吃亏，嘴里不停地冲我唠叨抱怨：“你以为朝天门的钱好挣，两个人累得要死还挣不到40块……”这是相处这么长时间老黄第一次给我脸色，我假装没听着也不想跟他计较。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在文具搬运即将过半的时候，已经两三天没有货送的五一路涂料店突然来电话，说有十二桶油漆要送到较场口，手拉车一趟可以搞定，工钱50块。这是近两个月来涂料店最大的业务单子，不用挑不用抬，工钱也很合适。可是眼前的业务刚干了一半，中途撂挑子就等于白干。老黄对着电话唯唯诺诺地说：“我这里一会儿就能干完，一会儿就……”好像没等他说完，对方就把电话挂了。老黄的脸黑得像包公，嘴角被腮帮子上的两块赘肉扯成了大大的“八”字。

“我说不来朝天门你偏要来，害得涂料店那么大的业务都要耽搁……”

见老黄随时可能爆发，我装聋作哑干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卖力。但是我的低调并没有让老黄絮叨的音量变小。

“挣这点钱累得死人，你这回真的是把我害惨了——”

我打心底觉得老黄的火发得毫无道理，完全是“恶婆婆”对“小媳妇”的架势。实在忍无可忍，我一时没搂住火：“这个赔本的业务是你自己愿意才干的，跟我主张来朝天门有何关系，再说我联系的业务明天才开始，你今天跟我找什么碴儿……”

我们火药味十足的争吵让推荐业务的黄牛很尴尬，既不知道该怎么劝架，又担心长期给他业务的老板听到不高兴。为了息事宁人，只好自己拖来一架木板车来帮我们转运。

当我把满肚子的憋屈“突突”出去之后，老黄顿时哑火，结结巴巴半天吼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看着他脸憋得通红眼睛瞪得溜圆，突然觉得自己很没涵养，就算再生气也不应该跟一位与自己父亲年纪相仿的老人大声嚷嚷。我立刻无条件地向老黄道了歉，他看起来很大度，说舌头和牙齿也有磕碰，不会往心里去，可是在结完工钱之后，他竟然撇下了我，独自走了。

当晚，我继续找老黄做了深刻检讨。他说撇下我独自离开是着急去涂料店，想看看他们的货送没送。老黄的解释虽然有道理，但是我能感觉到他的笑容有些勉强。

进军朝天门的第二天，我不仅没有联系到业务，还搞砸了老黄用“睿智”换来的成果。

15元的业务，把一张办公桌和一袋服装运上二楼。我和老黄顺着市场大厅中央扶梯把办公桌抬到楼上之后，为了平衡老黄联系业务的智力付出，我自告奋勇地背着将近200斤的大型编织袋再次大摇大摆迈上扶梯。虽然贵为五一路小商铺的“家棒棒”，但是初到大码头，我们就是山沟里的“土包子”第一次走进城里的大户人家，不懂规矩——竟然不知道运送大件物品只能走货梯，绝对不能走扶梯。可以说这是我在众目睽睽之下干的最没有公德并受到一致谴责的事情，甚至在听到身后的呵斥声之后还不知道是保安在阻止我的错误行为，直到有人揪住背上硕大的编织袋，我才意识到闯了祸。

“你们这两个棒棒胆子太大了，赶快给我下来——”

有的错误，明明知道错了，但是想立即改正还真是不行，就拿扶梯上的我来说，上都上来了，不到目的地，确实下不来。

“连我们董事长搬货都得走货梯，叫你下来你还当我放屁，你到底想干啥子……”在二楼扶梯口，气急败坏的保安一个箭步挡住了去路，脸都气白了。实话实说，大码头的保安政治觉悟就是高，训诫卑微的棒棒也没忘了表扬董事长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我想他批评我的话要是被董事长听到，未来差不多能进队长后备名单。

按照市场处理规定，这种情况要罚款200元，如把扶梯压坏了照价赔偿。我一边向保安赔礼道歉承认错误，一边告诉他自己是第一天当棒棒不懂规矩，等挣到钱了一定把这罚款缴上。不知是我的认错态度感动了那位英武保安，还是我的可怜劲儿唤起了他对劳动人民的理解同情，那位大哥掏出电话说找队长来处理，随后就去了一个我看不到的拐角处。临走时保安大哥还大声向我强调：“你可别跑，人这么多，要是跑了我到哪儿去找？”

呆站一旁的老黄额头上噌噌冒汗，煞白的脸上早已看不到先前的得意和睿智。关键时刻我还算冷静，竟然品出了保安大哥话中的味道——再不走，可能就太对不起他的良苦用心了。货物离目的地仅有一步之遥，如果等着拿到工钱再走可能队长就到了，于是，在“不领工钱”和“见保安队长”两者之间，我明智地选择了前者。我远远地冲雇主挥了挥手，拽着老黄撒腿就跑。

就要到手的两碗小面钱，就这样搞砸了。仓皇逃窜的途中，老黄不停地抱怨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其实，当时即使是我们两个人抬，也有可能走扶梯，但是这两碗小面钱终归是砸在我手里，面对老黄的抱怨，我不必辩解——这就是老黄的逻辑。

在朝天门蹲守两天，一共只干了一个我预约的业务，三个人挣了10 块钱。灰溜溜地返回五一路途中，老黄的车子坏了——右前轮轴承开裂滚珠部分脱落，转动比较吃力。车子就是命根子，老黄心疼得脸上的大褶子都绷平了。显然，从老黄的“一根筋”角度思考，一定不会考虑年久失修的因素，只会归咎为刚才这车货压坏了他的车，我就是“罪魁祸首”。好在轮子还能勉强转动，老黄没有当场冲我发火，但是埋下了炸药就一定有引爆的时候。

当天下午两点多，老黄拽着四轮车给涂料店送货，在通过一个障碍物时，右前轮彻底卡死。由于全车螺栓锈死，局部更换已不现实，只能整车报废。老黄车子报废，我自然就要承担责任。尽管心里憋屈，我仍然大度地赔了他100块钱，就想图个耳朵清静。老黄没有拒绝，甚至没有半点推辞，或许他打心底觉得这是应该的。

兵败朝天门的后遗症还在继续。老黄拿着我的赔偿先后跑了七个五金商店，总算买到了100元四个的车轮，他说全重庆再也找不到比这更便宜的轮子了。老黄的车架木材来自附近三个建筑垃圾堆，虽然也是精挑细选，但是两根承重木方均有朽坏的痕迹，连接车轮与车架的螺栓也省略了，取而代之的是三根铁钉，既省钱又方便更换。大半天的锤锤打打之后，新车正式下线，看起来很结实，但我始终觉得很不放心。

晚上十点多钟，我和老黄拽着新车去给一个老客户转运玻璃隔断，空车运行不到600米，车就露出了原形——左前轮固定轮轱的螺丝帽跑丢了。1000斤的玻璃隔断，工钱100元，用车子拉轻而易举，两个人肯定抬不动。车关键时刻的不给力使我们不得不把到嘴的肥肉分给了两个竞争对手一半，原本两个人用车子拉的业务变成四个人用肩膀抬，不仅多流了汗还少挣了钱。

“如果不去朝天门，我那个旧车子就不得坏……”

不靠谱的车，再次把我变成了“罪人”。老黄的逻辑让我十分凌乱，他抱怨得不对吗？似乎也有一些道理，但是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就算陪一辆装甲车给他，也可能有坏的那天，到那时他是不是依然会说：如果不去朝天门，我的那个旧车子……

随后的日子，我和老黄彼此尊重，互有关照，小业务各干各的，大业务密切协作，丁是丁，卯是卯。或许这才是我和老黄的相处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