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棒棒》 | 三

“喂——你哪个……”

第二天清晨出门的时候，老黄的电话响了，这么早给棒棒打电话，一定是有业务，所以他接电话的动作相当迅速。“

哦哦，啥子啊——中小——企业——创业研讨会……”老黄赶紧捂着电话小声向我通报：“有大业务来了。”

“有时间，有的是时间，在哪个地方开嘛——两江酒店，那个地方我晓得——”老黄的声音越发迫切。“

嘿嘿，有哪些专家教授参加你不用跟我说——呵呵，你说几点到就几点到……我能当啥子嘉宾嘛，你直说，要挑的东西有好多?工钱啷个算？”虽然听不到对方在说什么，但我差不多明白了对方的意图。

“嘿嘿，我不是黄总——真的没开玩笑，我是个棒棒儿——喂——喂——”。

远远地，我似乎能感觉到对方用力扣断电话的那声脆响。我也曾无数次接到过这样的电话，从来都是对方死乞白赖地扭着说个没完，逼着我不耐烦地按断电话，但是今天，我却亲眼看到对方毫不客气地扣断了老黄的电话。显然，棒棒不是他们需要付出礼貌和尊重的对象。

“可能打错了，他要找黄总……”老黄有些莫名其妙，他不必用心去琢磨这里边的内涵，也似乎早就习惯和认同了这个社会给予他的那个位置。

住在自力巷，干在五一路，身为农民的老黄和这个城市“最劳动”的街巷关系密切。在家是农民，进城是棒棒，老黄似乎与传统的劳动有着一种割舍不了的缘分。劳动虽然光荣，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发自内心地觉得当棒棒光荣，也没有人发自内心地对棒棒高看一眼，更没有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以后能当一名光荣的“人民棒棒”。每个棒棒的人生都有他必须当棒棒的故事，每个棒棒的最大梦想都是有一天能够扔掉肩膀上的那根棒棒。所以，老黄当棒棒绝非刻意选择，更像是命中注定。

1949年11月16日，老黄在四川江津的一个偏僻山村来到人间。他出生时没赶上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却在母亲的怀里亲耳听到了解放重庆的枪炮声。老黄是家里的第五个儿子，他说这是自己人生犯的最大错误，不仅投胎时有些草率，来得也很不合时宜。出生第8天江津解放，第14天重庆解放，在全国人民欢天喜地庆祝蒋家王朝的陪都被攻克的时候，老黄全家被打倒了——父亲不仅是国民党政权的教书匠，还是一个有十多亩土地的小地主。江津解放之后，父亲被关进了劳改队，田地房产还给了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母亲没坐完月子就带着地主家的五个儿子住进了半山腰的茅草棚。于是，地主家的少爷还没来得及享福，就成了地主家的“狗崽子”。在那个充满激情和希望而又同仇敌忾的特殊年代，老黄和他的哥哥们在人们鄙夷和仇视的目光里成长。老黄3岁的时候，父亲因为间歇性癫狂被提前释放，不发病的时候是正常人，发病的时候乱踢乱打六亲不认。被释放的第二年，家里又多了一个老六。

老黄的整个童年记忆都贯穿着饥饿、寒冷和恐惧。8岁那年夏天，被铁链子拴在墙洞上的父亲死了，哥哥们在埋父亲的时候，老黄被柴火堆烧烂了肚皮，没有钱去医院。大哥又连夜在父亲的坟旁刨了一个坑，随时准备掩埋五弟的尸体，那个坑与埋一条死狗的坑差不多大小。在等待死神的日子里，母亲用一块破布缠着他溃烂的伤口，目的是阻止肠子从肚子里爆出来。

伤口是怎么愈合的老黄已经记不清楚，他说这本来就像一个传说。

后来似乎一切都好了起来，他还上了两年小学。

“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

这是迄今为止老黄唯一能够完整哼唱的歌曲，他说这首歌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斗大会主席台上学会的。在那个激情澎湃的岁月，村前村后的乡亲们喊着整齐的口号，唱着响亮的歌曲，忆苦思甜。这期间，大哥四哥死了，不知道是饿死的还是吓死的。随后，只要得知生产队里要开大会的消息，母亲和兄弟几个就躲进一个不为人知的山洞。远远地听着响亮的口号和最熟悉的歌声，老黄发自内心地觉得地主可恨，他甚至觉得父亲就是一个坏事干绝的魔鬼。他至今还为自己体内传承的地主基因和血脉感到羞耻。

老黄说生活就像在城市马路上开车，赶上一个红灯之后，前面的红灯也像约好了似的一个个都等着你。他的人生就因为在一个错误的时间来到了一个错误家庭，这辈子就再也没有顺过。

“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老黄27岁。在那个讲究“根红苗正”的年代里，他作为年轻男人的基本权利被同龄姑娘脑海里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剥夺了，没有人敢嫁给地主家的狗崽子。

这种观念深入每个姑娘的潜意识，这种剥夺比法律层面的执行更加彻底。

27岁那年，老黄压制了十年的雄性荷尔蒙开始喷发，他壮着胆子与邻村一个姓巫的姑娘交往。这个时候，比他大4岁的三哥也和一个姑娘领了结婚证。在全家人忙着为老三准备婚礼的前几天，女方在部队当班长的舅舅突然杀气腾腾地来到家里，说外甥女根红苗正，怎么能嫁给地主家的狗崽子呢？女方舅舅当着全家人的面把三哥打得口吐鲜血，并逼着他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亲眼目睹了三哥的遭遇之后，老黄主动结束了与巫姓姑娘的交往，不敢对婚姻抱有希望。这个时候，他的二哥也没成家。母亲流着泪说，这不是他们兄弟无能，这就是命，你们必须认命。

随着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农村包产到户，老黄的日子慢慢变好，虽然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但他每年都有了余粮。年届不惑的时候，老黄的生命里有了一个可以为他生孩子的女人。之所以如此表述是因为他们没有登记没有结婚证，不是法律承认的婚姻和家庭。女方是一个有着三个孩子的寡妇，她需要一个能够种地养家的男人，老黄需要一个为他生娃的女人。1988年初，已经从黄老五变成“资深王老五”的老黄搬进了这个女人的家。

这次说不清是对是错的两性结合，再次让老黄的生活充满艰难。1988年秋天，女人的肚子刚刚凸起的时候，大队干部就找上门来，向他们宣布了计划生育政策：二婚夫妻，只要一方有两个以上孩子，不能生育。这是国策规定，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第一次准备当爹的老黄，此刻才明白，选择这样的结合就失去了正常生育的权利。在公社卫生院即将强制执行人流手术的前夜，他拿出家里的全部积蓄把女人送到了江津汽车站，加入超生游击队的行列。6个多月时间，老黄在家种地养娃，女人在陌生的城市东躲西藏。在那个计划生育全民皆兵的年代，超生的大肚子女人绝不能平静地在一个地方住上十天。1989年的春天，老黄的女儿黄梅终于躲过了各种围追堵截，呱呱坠地。躲过了人流还要躲罚款。黄梅从一生下来就由十多家亲戚朋友轮流照看，今天这家，明天那家。尽管是亲戚，冒着被拉去做结扎手术的风险帮别人带孩子，丰厚的回报必不可少，两个月下来，老黄身心俱疲，最终他把孩子接回了家。在缴了1050元罚款之后，老黄那个事实存在的家债台高筑，风雨飘摇。

1989年盛夏，老黄迎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化的强劲东风踏上了开往东北吉林的火车，先后在长春、四平的山沟里挖煤，整整三年没有回家，每个月的收入除了生活费全部按时送到邮局。或许是因为通信闭塞，三年来他只知道按时寄钱却从不知道家里收没收到。三年后的一天，家里突然发来电报让他“速归”。当他心急火燎地赶回家中时才知道，这个家已经不是他的家了。黄梅的母亲即将和另一个男人结婚，催老黄回来是要把三岁的黄梅交给他，那是他的种。

老黄说他不怪孩子的妈，一个女人自己拉扯4个孩子两三年，不容易，她身边需要一个男人。

从东北回来在江津下车的时候，兜里只剩1块钱了，老黄很绝望，有一种想死的感觉，但是看着怀里的孩子，他又下决心要好好活下去。

没有愤怒，也没有仇恨，他说他必须马上去挣孩子明天吃早饭的钱。在家里一边种地一边带孩子，就没有钱给孩子买新衣服，也没有钱送孩子上学。

这就是老黄当棒棒的全部理由。但是，这并非他今天还在当棒棒的理由。老黄说，从当棒棒第一天就希望有一天能扔掉这根棒棒，生命里的这22 年，就是一个想扔又扔不掉的全过程。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他只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

1992年夏天，老黄把女儿寄养在一个邻居家里，开始了在重庆城里的棒棒生涯。三岁的黄梅成了较早的一批留守儿童，在缺少父爱母爱和家庭教育的环境中成长，老黄能为女儿做的就是每个月把生活费送回去。女儿上初中的时候，互联网开始在农村普及，高速发展的信息产业在惠及农村的同时，它的“双刃剑”属性也展露无遗。和很多缺少父母管束的农村留守孩子一样，网吧成了黄梅最迷恋的去处，学业渐渐荒废。初中毕业之后，黄梅坚决不再踏进校门半步，自己去了广东。

两年后的一天，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一个陌生的男孩战战兢兢地打来电话，说黄梅怀孕了。还没见到女婿就要先当外公，对于老黄来说这一切来得有些突然，震怒之余他说自己当时有一种要打人的冲动。让他马上要当外公的女婿是永川区临江镇人，他和黄梅在网上相识，相知，并瞒着双方父母住到了一起。老黄的女婿除了家里比较贫困之外，人品长相都还不错，所以老黄算是长出了一口气。两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在高房价时代的突然结合，没有住过一天新房。

外孙子快满3岁的时候，不想自己的外孙子也在城里当“孙子”的老黄提议，女儿女婿分期付款在镇上买一套房子，给孩子创造一个较好的成长环境。2012年底，老黄拿出自己多年积攒的30000元钱替女儿交了首付，余款3年缴清，每年10万。现在，女婿在西藏修铁路，女儿在本地工厂上班，连女婿的母亲也在外地打工。老黄说去年的10 万已经缴付，主要是女婿收入，自己和女儿贡献不多，现在还欠20万。

这是一个农村家庭走向城镇的攻坚战役。

或许这也是老黄坎坷和不屈人生的最后冲刺。

（作者：何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