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重庆100年简史》| 第四章 争取和平民主 迎接重庆解放 一、为实现和平民主而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以极大的诚意参加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并极力促成其成功，为争取和平民主作出了巨大努力。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国民党却背离人民意愿，公开撕毁两党达成的协议，悍然挑起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在争取和平前途无望的情况下，以人民自卫战争回击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中国革命进入人民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在此期间，重庆党组织先后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和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下，开展人民民主运动，投入第二条战线，发动武装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这一时期，重庆党组织曾遭受严重挫折，但是英勇不屈的共产党人顽强奋起，总结经验教训，清理恢复组织，重新聚集力量，坚持战斗，贯彻“迎接解放，配合接管”方针，在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中，迎来了重庆的解放。

为和平建国的重庆谈判

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迫切需要一个休养生息的安定环境。和平民主和建设新中国成为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的迫切愿望。

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顺应民心，坚定地贯彻党的七大制定的政治路线，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对目前时局的宣言》（1945年8月2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1945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7页。】，在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与国民党谈判，力争实现和平建国。为贯彻中共中央“应集中于宣传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主张和平、主张民主四个口号”（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326页。）的指示，南方局通过《新华日报》从1945年8月10日开始连续发表了《从胜利到和平》《光荣属于人民》《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以后》等七篇社论宣传党的和平民主建国主张。南方局还带领重庆八办、《新华日报》报馆工作人员及重庆党组织，分别深入各阶层、各领域，与各党派、社团领导人物、代表人士广泛接触，反复阐述中共对战后中国和平建国的认识和主张；运用各种形式进行反内战、反独裁的宣传，发动民众参加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国统区人们争取和平的情绪高涨，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也纷纷发出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反对内战独裁的呼吁。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不顾人民的愿望，妄想通过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继续维持其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但是，国民党鉴于尚未完成军事准备的现实状况，加之战后美苏影响、国内外民意和舆论对中国和平民主的强烈呼声，以及中共领导的强大的解放区人民武装力量的客观因素制约，若要立即发动大规模内战，则面临着种种困难。因此，国民党在积极调遣军队准备内战的同时，摆出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的姿态，借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蒋介石于8月14日、20日、23日接连发出三封电报，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共商“国家大计”。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提出通过斗争求团结的方针，指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是必要的。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阐明“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解放日报》，1945年8月27日。）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谈判。

为迎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8月25日晚，南方局在红岩村召开动员会，对各项准备工作进行了安排，尤其对舆论宣传做了周密部署，指示大后方各级党组织，要求党员在各校、厂矿、党团组织，向青年、学生、工人、群众和民主人士、工商业主宣传和平民主建国、宣传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意义，提高民众的认识，提升共产党的影响。

8月28日下午，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飞抵重庆。毛泽东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指出：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之新中国；希望中国的一切政党及爱国人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327页。）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的行动，有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是真诚谋求和平的，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和愿望的。

毛泽东到达重庆，受到热烈欢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柳亚子颂之为“弥天大勇”。《新华日报》特别发行号外，对毛泽东到达重庆进行及时报道。媒体的相关报道，引起人民广泛关注，大家“争相阅读”。群众普遍认为，毛泽东“给中国带来了和平与光明”（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328页。），“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真正的和平与团结的希望”（《新华日报》，1945年9月1日。），愿意在毛泽东“建设和平民主团结幸福新中国的伟大号召下奋斗！”（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328页。）

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其间，毛泽东和蒋介石就国共两党重大问题进行多次直接商谈。具体谈判，在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人之间进行。

9月3日，中共代表将关于两党商谈的主要问题十一项提要交给国民党政府代表。提要的主要内容包括：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各党各派的合法平等地位、承认解放区政权及其抗日部队、结束国民党的党治等，并表示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中共为显示谈判的诚意，尽快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议，谈判期间就解放区政权问题和军队问题作出多次让步。但是，国民党为一己之私不肯松动，一再要求共产党首先“放弃其地盘，交出其军队”。谈判陷入僵局。

为推动谈判顺利进行，毛泽东努力与各方交流看法，在桂园会见各方人士30余次，登门拜访政界、军界、经济界、妇女界、文化界中具有各种倾向的代表人物，与他们促膝交谈，就政治民主、国内团结、和平建国、发展民族经济等国家大事广泛交换意见；应邀会见民主同盟、九三学社等在渝负责人和几十位国民参政员，与中国妇女联谊会、工商产业界、科教界、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等代表人物见面、交流，听取他们对谈判的意见；往访苏、美、英、法、加等国驻华大使、各国援华团体以及国际友好人士，向他们反复阐释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毛泽东曾三访特园（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鲜英公馆、民盟总部），9月2日在特园寄语民主人士：“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吕光光：《毛主席同张澜的会见》，《重庆文史资料》第十八辑，1983年版，第53页。）10月7日，毛泽东把手书的旧作《沁园春·咏雪》赠给柳亚子，后经媒体发表，在重庆乃至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毛泽东与重庆各界人士广泛接触，有力地团结了中间势力。对毛泽东的每一次活动，周恩来、王若飞和南方局都进行了周密准备和妥善安排。

谈判期间，南方局为充分发挥《新华日报》宣传战斗作用，全力作好对谈判情况和毛泽东在渝活动的报道，及时反映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人民对国共谈判的要求和期望，充分反映广大民众和各党派社团的意见。从8月中旬起的两个月时间，《新华日报》刊登了几百份与国共谈判相关的稿件，加上该报人员直接与新闻界同仁往来交谈宣传，形成了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反对内战、独裁、分裂的强大社会舆论。在南方局领导的港澳、东南亚地区及欧美各国的中共党员宣传影响下，海外华侨和各种团体纷纷在所在地报刊上发表言论或致电国内，希望战后中国走和平民主之路，期盼两党谈判成功。这些来自国内外有很大政治影响的代表人士的声音，对中共争取谈判成功以很大支持。毛泽东回到延安后说：“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8页。）

谈判僵持期间，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共逐渐有利。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取得“上党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进犯，直接配合了谈判斗争。苏联加强了对中共的支持，要求中共军队迅速接防东北；美国舆论出现了严厉批评国民党的声音；国内人民呼唤和平的声音日渐高涨。鉴于此，国民党感到如继续施压导致谈判破裂对自己未必有利。9月25日，张群主动向周恩来表示要继续谈判。谈判回到正轨。10月5日，周恩来将亲手草拟的会谈纪要递交国民党代表。

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在桂园共同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会谈纪要》的主要成果，是国民党接受承认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会谈纪要》还达成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党派平等合法、迅速结束国民党“训政”、承认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等协议。谈判中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是解放区政权问题和国民大会问题，军队整编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对于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会谈纪要》载明，双方“继续协商”或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重庆谈判表明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代表全中国人民意愿和心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党。中国共产党通过重庆谈判大大提高了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和地位。重庆谈判的成果让全中国人民看到了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希望，因此，“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8页。）

促成政治协商会议

自《会谈纪要》签订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而积极努力。一面与国民党政府就会议召开各有关事项继续谈判；一面同各党派领导人和各界知名人士反复商讨，就开好政协会议的有关问题交换意见。重庆各级党组织亦在南方局的领导下紧密围绕政治协商会议加强舆论宣传，深入群众工作，推动国统区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人民运动向前发展，团结动员各社会力量，共同争取政协会议成功。同时，美国政府为其全球战略，极力主张国民党召开政协会议，调回公开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赫尔利，任命马歇尔调停国共争端，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召开一个包括主要党派代表组成的全国会议，以获致中国的统一，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在国内外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同意按照《会谈纪要》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2月16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参加政协会议，并于1946年1月5日同国民党当局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1月10日，双方下达停战令。

在发布停战令的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共38人。政协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关于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问题。会议期间，中共代表经常同民盟代表等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事先协商，取得一致，采取共同行动。会议历时22天，在通过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五项协议后，于1月31日闭幕。

政协决议虽然不同于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但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具有明显的限制作用，基本上符合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愿望。政协会议的成功召开，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亲密合作，并同国民党中坚持民主进步的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的胜利。

为了保证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重庆党组织根据中共代表团和南方局的指示，积极组织发动重庆的学生、工人和广大民众以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配合中共代表团在会议期间的斗争。1月11日，重庆各界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提出政协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并连日在“沧白堂”举行群众集会，邀请政协代表报告会议情况并听取群众意见和要求。重庆党组织组织社会大学、育才等校师生，民生机器厂、豫丰纱厂等厂的工人积极参加“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的活动。1月25日，全市1万多名师生在重庆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动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支持政协会议，并向政协会议提出七项国事主张。政协会议的会内斗争和会外斗争、上层谈判与群众运动、各民主力量的活动紧密结合，保证了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

政协协议的通过，曾经激起中国人民对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热烈期望。但是，国民党背离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根本不愿意履行这些协议，而是蓄意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把自己置于人民的对立面。2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等23个团体联合发起在重庆较场口召开“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公然捣乱破坏，打伤民主人士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章乃器等多人，制造了较场口事件。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蒋介石以其扩大内战的言行，使政协会议通过的各种决议终于成为一纸空文。随即，国民党加紧了对全面内战的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