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这热闹的生活》 | 第一章 热闹生活绘卷 琢玉记（3）
丈夫说，顾大玉这样一刻不停地折腾，都是这个名字叫的，命中注定，该着如此。
我说，名字是自己改的，折腾也是自找的。
这是二十年以后的话。
人生的过程，大的环节往往简单明了，但讲述起来却又是些琐碎的细节，我去医院检查，大夫说再不能拖延，必须提前住院。
我说不能开刀。
大夫说，不开刀就催产。打催产素，扎针灸。
整整三天，我在医院里受罪。待产室里，一批一批的产妇换过，生产对她们来说顺畅而自然。在我，却被折磨得不人不鬼，连呻吟的力气也没有了。我咬着牙缩在床上，一会儿清醒，一会儿迷糊，我已经不知道我是谁了。那个孩子牢牢地抓定我，他（她）就是不想出来，固执的家伙！
大夫最后征求我的意见：剖腹。
我说，不。
产房外面，我在京的亲人们在轮换守候等待。我的七嫂焦急地说，怎么这样难啊，是生太子吗？
谁都急，只有肚里的孩子不急。
在几针大剂量催产素的催促下，那孩子才有了出来的想法，第四天上午，我被推上产床。由于高血压和杜冷丁的作用，我只觉得天旋地转，感觉不到疼痛，感觉不出环境，那些叮叮当当的器械声，那些大夫护士的话语，都变得遥远而渺茫，看不清也听不清了……
一股温热由身体里涌出，一声啼哭响亮奏起，冲击着我的耳鼓，让我为之一振，是孩子，我的孩子！一阵兴奋由心底涌起，从头到脚，我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幸福，幸福得让人战栗。
过程原来是这样的，复杂又简单，痛苦又欢乐。
大夫说，是个女孩。
紧接着，一团红扑扑的东西在我眼前一晃，算是完成了母女相见的仪式，这对医院来说，是例行的公事。
我听见我的亲戚们在外面的声音：女孩！女孩！
我躺在东四妇产医院的病床上，医院在过去好像是个大宅门，后来改作了医院，那老式的窗棂、老式的庭院给人一种家的慰藉。窗外有风，几只雀儿在干枯的海棠枝上顶风而立。天是阴霾的，灰蒙蒙的。宽敞得像庙堂一样的大病房里摆着十几张床，每张床上都躺着生产过了的产妇，探视的人很多，很杂也很乱。但是我感觉不到那乱，我的心已经飞了出去，我知道，离此不远的地方躺着我的女儿，那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生命，再不是我肚子里的“踢腾”。
传来婴儿们的大合唱，合唱中有一个响亮的带拐弯的高音在领唱，能下地的产妇们都去看了，隔着玻璃辨认着自己的孩子。我不能动，医生说血压还是太高，要是再居高不下，恐怕麻烦。
到了第三天医生才把女儿给我抱来，是一个很丑的小姑娘，头发又细又软，一双眼睛很小很小，那嘴却很大很大，鼻子上长了很多细小的白泡，耳朵像是很匆忙地安上去的。总之，并不出色。
顾大玉：我现在很漂亮，您为什么要那样形容我的小时候，人家的妈怎么看自己的孩子都是漂亮的，我在您的眼里怎么就那么丑？丑也是您生的。
我看着那双亮晶晶的黑扣子一般的眼睛想，这就是在我的肚子里待了几个月的小孩吗？就是跟着我坐火车，陪着我每天在雍和宫散步的小孩吗？我们之间的对话，我们之间的默契彼此应当记忆犹新。我用手指刮了刮那个红润的脸蛋，她用嘴寻找着，想吃，嗯，她把那些记忆都变作了吃。找不到吃的，她开始哭了，听她的哭声我明白了，在婴儿合唱队中，领唱的就是她——我的女儿。
以后的事实证明，但凡有出格的事情，只要一追查，领头的准是她。
当然，学习除外。
第四天将顾大玉抱回后永康，住进了那间带花隔扇的里间，外间是二姐住着。里间墙上挂了很多清朝的字画，玻璃上吊着镂花窗帘，这是我住院这几日，二姐的儿子们所为，他们以这种很文化的方式迎接新出生的小表妹。那些字画在今天来看都是文物，但在那个时候，都是很不在意的东西。二姐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三只虎一样地围着他们的妈，这使得二姐总觉得身边少了点儿柔软的东西，少了点儿细腻和贴心。顾大玉的到来，填补了这个空缺：顾大玉是住进这个家的第一个小女孩。
哥哥们都已经工作，他们对这个布娃娃一样大的小孩感到新奇。他们围着她看，看得很仔细，二姐呵斥着她的儿子们：“都滚一边儿去，留神你们的臭气熏了她！”
哥哥们嘿嘿笑着，并不散开。
以后便是走马灯一样地，轮着番地看“小人儿”。
十天一过，孩子的小鼻子小眼开始有了变化，变得舒展了，变得有了模样，脸蛋由红变粉，胳膊腿开始变圆，眼睛也渐渐地有了神。二姐用两条宽带子把孩子的腿捆上，说为的是将来能长成两条秀美的长腿。我让她松开，我说捆得像个粽子似的不难受吗？二姐说小孩子都是这么捆着的，我说我就没捆过，二姐说肯定捆过的，你是不记得了。我不好再坚持，但我总替我女儿的两条腿难受。孩子没有准头地舞着一双小手，捆在一起的腿美人鱼一样地挣着，她玩得很高兴，她好像不在乎捆与不捆。突然，她“哇”的一声哭了，脸上多了一条红红的血道子，原来是她自己的指甲把自己的脸划破了。这下可不得了了！她自出生以来还没有受过这么重的伤害，她哭得闭过气去，脸憋得铁青。我束手无策，二姐一边掐她的人中一边吩咐我赶紧准备点儿水。
暖瓶里的水太烫，情急之中我抄起桌上的茶缸，将剩茶兑了进去。
那边顾大玉已经缓过气来，仍在号陶不止，将水瓶递到嘴边，竟然赌气不喝，划破了脸，她闹脾气了。
我说，这就有点儿不讲理了，这脸又不是别人给你划的，是你自己划的，你跟谁发火？凭什么发火！
二姐说，你跟个月窠儿孩子讲什么理，我们要知道这个理我们自个儿就不划了不是？于是就抱着颠，于是就肝啊肉啊地哄。
嚎渴了就喂水，一大瓶水灌下去，麻烦来了。
一点点儿剩茶根让她喝下去竟给她提了精神，到半夜两点了她还没有睡的意思，一双眼滴溜溜地乱转，必须抱着颠着走着，才能安静，你一停下她就哭。我实在困得不行，可我没有一点儿办法。到四点钟了，她还没有睡意，我对她说，我服了您了，您给我闭会儿眼行不？
二姐由隔壁披着衣服过来，见我正满抽屉乱翻，问我找什么，我说找安眠片。二姐问给谁吃，我说当然给她，我现在困得这样还用得着安眠片吗？二姐说没见过给小婴儿吃安眠片的，别吃死。我说这也是不得已的法子。
二姐没说什么，把孩子抱走了。
第二天给我送过来的时候，孩子的手上多了两个布套。
带孩子我没有经验，但我有一个原则，绝不娇惯。幼必待以严，壮无薄其爱。叶家对孩子宽松又严格的管理方法，对小孩子从不过于看重的做法，在我童年生活中已经潜移默化地融于血液里。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父母亲从来没有将我抱在怀里拍着、哄着，乖呀宝呀地亲过。同样，我也没有见过我的哥哥姐姐们对他们的孩子有过过于亲昵的举止。小时候常听我的大大这样教训我：“咱们是在旗的，外头一说在旗的就是八旗子弟，就是提笼架鸟熬大鹰，就是醉生梦死，纸醉金迷。这是不了解咱们，咱们不能跟别人的孩子比，那些引车卖浆者流对孩子只知一味宠惯，他们能有什么可求的，有点儿小手艺，做点儿小买卖，赚够个温饱就知足了。咱们不行，咱们教育子女没有别的招数，只有一个字——严。不严就不能出人才，曾国藩该是一代人物了，他的祖父在教育儿子的时候也常在稠人广座之中，壮声呵斥，毫不宽假。你记住，有出息的人都是在‘严’字上站起来的。”
我的这位大大娘家是清朝内务府的大官，终生未生育，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直到1961年去世。在她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不但大清已经灭亡了，就连中华民国也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她的“慈爱不姑息，严格不伤恩”的思想在叶家是一脉相承下来了。当然这中间存在着一个对待劳动人民态度的问题。我想，还是不要苛求那位已经故去的清朝老太太了吧，她要活着已经一百多岁了。
问题是眼前床上这个正在手舞足蹈的小婴儿她姓顾，她跟姓叶的没有关系。围着她看的这些哥哥们，个个都是“引车卖浆者流”，老大是铁路工人，老二是铝制品厂做铝锅的，老三待业，他们的父亲是废品回收公司的。他们都是凭力气吃饭的人，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高深的教养。他们不知道什么“君子教子，导之以道”，也不知道什么“宽猛相济，治家之道”，但他们都很善良，很质朴。他们在这个小表妹面前，毫不掩饰他们的亲爱之意，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表达着对小婴儿的关切。你稍不注意，他们就把她抱起来了，不光是亲，还要满屋转，还要隔着玻璃看树树，看鸽鸽，看花花……
没过满月的孩子会看个屁，让太阳光照得挤住眼睛，只会打喷嚏。
我隐隐感到，这孩子我怕是带不走了。
如我所料，回西安我是单身一人回去的，我的孩子留在了北京，留在了后永康的小院里。
回到西安，我常常感到自己是分裂的，我的大半个心在北京，在孩子身上。刮风了，我会想到北京的风是不是更大；下雪了，我不知孩子穿上了小棉裤没有……每月给孩子寄去三十元钱，这是我工资的百分之八十。那时我的月工资是三十九，丈夫的五十八块五拿了十几年，我们的经济十分拮据。我曾经给人刻蜡版，印日语讲义，刻一张是五毛钱，我把这笔钱寄到北京，让他们给孩子买辆小竹车。那时候，北京的孩子都有小竹车，他们坐在车里由大人推着满街走，竹车既可装孩子又可以装菜，必要时还可以代替小竹床。现在想想，那真是个很实惠的物件，比现在由棉布和钢管纠集在一起的婴儿车要高明多了。
简陋的竹车充满了平民百姓的味道，大概至今还能让不少人怀念。
常有顾大玉的消息传来：
会爬了，能扶着墙走了，会叫妈妈了，能吃面条了，断奶了……
她的每一个消息都让我兴奋，都让我品味半天。北京寄来大玉坐在竹车里的照片，照片上的顾大玉已经是个胖而美丽的小姑娘了。丈夫说孩子像他，因为他比我漂亮。我说像我，那神态，那气质就是我小的时候。
丈夫出差去北京，回来很神秘地对我说，你猜咱们的丫头过生日抓周抓了个什么？
我说会是什么呢？
丈夫说，大油饼！她抓了个大油饼，还是带糖的。
抓周其实就是一种游戏，谁也不会认真，有大油饼也不错。可反过来说，她跟前那么多东西，她怎么就不抓钢笔，不抓书本，不抓点儿实质性的物件，偏偏要抓大油饼呢？
丈夫说，大油饼也很实质。
我说那当然。
心里总觉得不美。
顾大玉两岁半的时候，我们决定把她接回来。
我和丈夫踏进后永康的大门，顾大玉正坐在小饭桌前喝粥，看见我们，她哇的一声哭了。因为事先已经给她做了不少工作，说爸爸妈妈要来接她回西安，聪明的她一看见我们立刻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她叫着妈妈，不是扑向我，而是扑向了二姐。二姐的眼圈也红了，把她紧紧搂着，再不撒手。
还没有说走，就已经这样了，这是怎么档子事啊。
先不说走的话，联络感情是必要的。
我让孩子跟我睡，尽量满足她的一切要求。
睡前，大玉提出要给她摩挲背，就摩挲背，又让摩挲肚子，就摩挲肚子，又让摩挲腿，摩挲胳膊，摩挲手，摩挲脑门，摩挲鼻子……已经是很没意思的得寸进尺了，但我照办。
吃饭的时候，一匙稀饭要像大飞机一样呜呜地飞，飞过的饭才肯咽下，否则就不张嘴。先是围着饭桌飞，后来不满足了，得绕着屋子飞，这样每喂一口饭我就得站起身在屋里跑一圈，这孩子真能把人折腾得吐血。
丈夫的感情联络得也很壮烈，将她哄出，说是去买冰激凌，用小车推着去。初时还好，一个大冰激凌吃到一半就不是她了，她要回家，她不坐车了，她开始哇哇大哭，开始在车里辗转腾挪，那冰激凌于是糊了一身一脸。丈夫不得已，一手夹着沾满冰激凌的她，一手推着车，在大街上向着家猛跑，那情景，所有当过父亲的人大概都能理解。
出了北京，哭了一路，害得火车上的人谁也睡不成，只好抱着她在火车连接处站着，她边哭边在我身上打挺。
我对这个人物简直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了。
回到西安，我请了一个月假，每天专门陪着她玩，坐电马，溜滑梯，看大象，打秋千，直到把我搞得筋疲力尽……
顾大玉背着我跑到邻居家，张嘴跟人家“借两毛钱”。邻居问借钱何用，她说打车票，回北京，她不能在这没有北海的破地方待。
是的，我在西安给她变不出北海来，她在我们这里活得不愉快。她不允许她的爸爸和她在一个床上睡觉，她让爸爸铺张报纸在地上睡。她爸爸说地上太凉，她说那你铺两张报纸吧。每回睡觉，丈夫都得等她睡着了，才能躺下，否则让她发现了，就会没完没了地哭。
有一天，顾大玉在临睡前问我，在被窝里拉屎行不行？
我一听就乐了，以为她是在开玩笑，我说，在哪儿拉都行，你在房顶上拉都没人管，只要你拉得出来。
第二天早晨，我让顾大玉起床，她说，等一会儿，我还没拉完呢。
我说怎么个没拉完？
她说，屎呀。
我感觉到事儿不好，掀开被窝一看，好家伙，热腾腾的一大泡屎！我抬起手来就要扇，竟然没处下巴掌，她的屁股上、身上全是屎……我简直蒙了，这样的情景是有生以来头一回遇到，从哪儿抓起呢？先把她从屎堆里拎出来，让她光屁股站在椅子上，再烧水洗。寒冬腊月在我们那间五风楼一样的破平房里洗澡，她冻得哆嗦，换了几盆水味还去不掉，我恨得咬牙切齿。洗完了她，又洗单子，拆被子，拆褥子，弄干净了一切，以一顿揍作为结束。
那是她第一回挨打，杀猪般地嚎，在北京她没受过这个。
我也是第一回打人，打人的感觉是越打越来气，打完就后悔。
事后我想，也是打得没理，头天晚上她其实已经请示过了，“在被窝里拉屎行不行”，我说“在哪儿拉都行”，这责任还在我，不能怪她。
我这人的特点是不会讲理，特别是对小孩子，我总爱用调侃的语气跟她说话，这就注定了我在教育上的失败，从根上的失败。按理说，发生了这样的事，我应当好好地跟女儿讲明白，不能在被窝里拉屎，多脏啊，多臭啊，给妈妈添了多少麻烦啊之类。但是我没有，我对孩子说：被窝里拉屎的感觉不错吧？
顾大玉说，没有坐盆拉得痛快。
我说，你什么时候还在被窝里拉啊？
顾大玉说，我会提前打招呼。
不是顾大玉有心气我，是她就这么想的，也是我把她的话，把她的思路往这儿引的。这种失误，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至少，在她长到二十岁的时候，我都没有意识到。现在意识到了，孩子也大了，这常常让我后悔，我跟丈夫说，再让我生一个小孩，我会吸取教训，会少走许多弯路。但是已经不可能。
别的孩子都有很高远的理想，顾大玉不行，我问她长大以后干什么，她说“卖馄饨”。这是因为她爱吃馄饨，我老不能满足她的缘故。20世纪70年代一人一月半斤肉，我们不可能天天吃馄饨。有一度她还想烧锅炉，是因为北京她的那位做铝锅的哥哥改行烧锅炉了；她曾想当警察，想赶马车，想砌墙，想卖冰棍，想喂老虎……顾大玉的理想都很实在，都很“劳动人民”。
我指着天上的飞机说，你不想开飞机吗？
她坚定地摇摇头说，不。
我问为什么。
她说飞机掉下来怎么办？
也是啊，飞机掉下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我怎么就没想过。
顾大玉的另一个特点是不能一个人待着，她必须得有伴，不是我就是她的父亲，时刻得守护在左右，再不就得借个孩子陪着她玩。玩的时候她必须得处于主导地位，别人什么都得顺着她来，否则就“不跟你玩了”。这不是件好事情，这种在北京就形成的“以我为中心”的毛病，是所有独生子女的特点，也是她成长过程中，让人深感为难的地方。性格决定命运，在她以后的许多出格的行为中，追根都会追到惧怕孤独上。到今天，她也不能克服这一弱点，只要一个人，她就会处于焦躁不安之中，她就会生出些什么事儿来。我想，倘若她像我一样，有着众多的兄弟姐妹，有着一个轰轰烈烈的大家庭，大概会是一个乖孩子。
我对丈夫说，咱们对孩子应该有所冷落才好，要让她知道，她重要，别人同样很重要。
丈夫说，该送幼儿园了，这孩子得启蒙，老这么混蛋似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