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国共谈判43天：毛泽东、蒋介石的九次会面商谈史考》 | 第三章 重庆谈判43天纪实 8月28日：毛泽东与蒋介石第一次会面商谈（一）

从8月28日，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应国民党主席蒋介石邀请到重庆谈判，到10月11日的43天中，除周恩来、王若飞代表中共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进行数次谈判外，蒋介石和毛泽东有过九次见面和会谈，这是自抗战以来国共谈判时间最集中、级别最高、涉及问题最多的一次。

但是，由于国共双方各自的立场根本不同，最终导致政权组织和军队管理等核心问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国共双方签订的《双十协定》和事后的有关报告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这次谈判最大的成果是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但是政协决议的无法落实导致最终内战爆发也是必然。编者从大陆、台湾的公开出版物中将重庆谈判43天暨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期间的九次见面会商以及谈判的主要内容和焦点问题做一个梳理，哪些问题谈成了、哪些问题没有谈成，尽量地记录这段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过程。

重庆谈判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8月29日—9月3日）为双方普遍交换意见阶段。中共提出的八个主要问题（9月2日）分别为政治会议问题、国民大会问题、自由问题、各党派地位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解放区问题、中共军队问题、受降问题。

第二阶段（9月4日—9月22日）为就实质问题正式谈判阶段。此阶段共进行八次商谈，焦点集中在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中共要求将其部队编为48个师，国民党只允许12个师；中共要求承认解放区政权的合法地位，国民党拒绝讨论。

第三阶段（9月27日—10月10日）为最后达成协议阶段。在《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中达成12个方面的问题：一、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二、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四、关于人民自由问题；五、关于党派合法问题；六、关于特务机关问题；七、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八、关于地方自治问题；九、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十、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十一、关于奸伪问题；十二、关于受降问题。

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的谈判原则：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来源：《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1945年8月26日。）国民党的谈判方针为：政治与军事整个解决，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蒋介石的谈判三原则：“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

国共两党谈判，用青年党李璜的说法，就是“谈来谈去，仍是一个先统一军权，一个则先改组政府”互不相让。归根结底，不仅国民党看不起共产党，就是共产党也看不起国民党，两党都以自己为中国之砥柱与未来，思想上根本不容对方有置喙余地。（来源：《中国国民党党史—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杨奎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24页。）

8月28日：毛泽东与蒋介石第一次会面商谈

综述：

8月28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行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及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的陪同下，乘赫尔利专机由延安抵渝，并发表简短讲话，受到各界民主党派人士和中外记者的热烈欢迎。随后，毛泽东至张治中公馆——桂园休息，其间与郭沫若及记者谈话，后又前往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参加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群众周刊社举办的欢迎晚会，会见南方局负责人和章汉夫、许涤新、胡绳、戈宝权等人。

晚间，毛泽东、周恩来至歌乐山林园官邸赴蒋介石宴请，并于当晚留宿林园，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同日，朱德发表谈话称要积极向东北发展。

蒋介石日记曰：“一以诚待之，并请其入余之对座也。”蒋介石认为这是给了毛泽东很高的礼遇。毛泽东在宴会上发表讲话：“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简约地表明中共要求平等对话的态度是“商讨团结建国大计”。蒋介石对于毛泽东则抱定对其政治上“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是出于要在国际国内社会面前显示政府要和平的姿态，同时也是蒋介石需要时间进行军事布局，所以他的态度就是对于中共提出有关政治方面的问题可以从宽，但是军令、政令的统一是蒋介石绝不放松的一个原则。

这一点，不仅是蒋介石非常明确，就包括当时重庆的一些理解和支持中共的人士也向中共提出过关于军队国家化、政权统一于国家的建议。但是，中共非常清楚的是“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要轻易地放弃手中的武装完全相信蒋介石国民党，中共是有血的经验和教训。

史料：

8月28日上午，《新华日报》发表中共宣言六项，蒋介石（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字介石，祖籍江苏宜兴。1908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加入筹建中的中华革命党。1926年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相继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进行“清党”，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并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1928年重任总司令职，主持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全面改变孙中山的革命政策，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改组国民政府，实行“以党治国”。“九•一八事变”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围攻红军革命根据地。1931年底辞国民政府主席职，次年初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事变后被迫结束内战，与共产党实行第二次合作。“七七事变”后被迫建立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9年1月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1943年继任国民政府主席。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1日，与毛泽东举行重庆谈判。1946年发动内战。1949年败走台湾。）称之“仍旧套似，其实未知最近国际内容与形势之发展，而更未知中苏协定之内容，可怜极矣，彼犹不知早为苏俄之物矣”。

正午，蒋介石召集会议制定毛泽东来渝后之方针，“决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来源：《“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册，秦孝仪主编，台北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年，第815页。）。

在飞行途中，胡乔木（胡乔木（1912—1992），本名胡鼎新，笔名乔木，江苏盐城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书记，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书记，中共江苏省临时工委委员。1941年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1945年参与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8年后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社长，新闻总署署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顾问、名誉院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参与起草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曾问：“我们能不能回来？”毛泽东（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湖南湘潭人。1920年11月在湖南创建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1923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1月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在1927年8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月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1931年1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1934年1月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10月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被确立为新的中央领导。1943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年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思想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从七届一中全会起至1976年9月9日逝世为止，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答：“不管他，很可能是不了之局。”（来源：《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胡乔木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2页。）

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重庆新华日报馆的同志们，为了准备迎接毛主席，一清早就赶到机场。（来源：《回忆毛泽东在重庆》，王炳南，《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第639页；原载《人民文学》，1977年9期。）

黄炎培（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江苏川沙人。1938年4月，作为社会贤达被聘为国民参政员。1941年与张澜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治同盟，一度任主席。1945年又与胡厥文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同年7月应邀访问延安，写成《延安归来》一书。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正在为《国讯》《宪政》起草联合宣言，忽然得到消息说毛泽东马上就到重庆，来不及吃完午饭便与冷遹（冷遹（1882—1959），字御秋，江苏丹徒人。曾先后参与新军起义、武昌起义，并担任中华民国陆军第一军第三师中将师长。二次革命中流亡日本，袁世凯复辟后回国投入护国运动。抗战期间转至重庆，与张澜等人创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1945年7月与黄炎培等六人访问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商谈国是。与黄炎培等人创建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和常务监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江苏省副省长等职。）一起赶到特园，搭车前往九龙坡机场。（来源：《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第343页，根据《黄炎培日记》（未刊稿）摘编。）

这天中午，张澜（张澜（1872—1955），字表方，四川南充人。清末秀才，1941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国民主同盟主席；10月，担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后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民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主席。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澜在重庆寄居的特园，被董必武誉为“民主之家”。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期间三访特园，与张澜和民盟领导人共商国是。）先生正在特园同鲜英（鲜英（1885—1968），字特生，四川西充人。军人出身，1925年出任江巴卫戍司令驻防重庆，1933年春，与张澜代表刘湘赴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联络反蒋抗日，为后来的红桂川协定的签订奠定了基础。1937年在成都与张澜、钟体干代表刘湘，与中共代表李一氓签订联合抗日反蒋的秘密协定。1939年后开始拒绝仕途。鲜宅名“特园”，为中国共产党和民主人士聚会共商国是之场所，董必武、冯玉祥分别以“民主之家”的尊号相赠特园。）先生进餐，中共南方局负责统战工作的徐冰（徐冰（1903—1972），原名邢西萍，河北省邢台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解放社编辑，与成仿吾等合译过《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39年到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宣传委员会秘书兼文化组组长，积极开展对文化界的团结争取活动，是周恩来在统战工作方面的得力助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同志突然到来。徐冰忙不迭报告着一个惊人的消息：“毛主席已经从延安飞来重庆了，特地赶来奉告。”张澜、鲜英不胜惊愕，肃穆相对。

徐冰歉疚地说：“没有早些告诉表老，是想到国民党方面随时可能发生的变化。”

张澜、鲜英正准备驱车往迎，黄炎培、冷遹两老联翩而至，立刻相率登车，向九龙坡机场进发。利用乘车的余裕，四位老人交互初步的意见：国民党统治下的这“虎狼之地”，毛主席最好不要来。既然来了，首先证明共产党、毛主席为祖国前途，人民命运，昭大信于天下。姑不论国共两党是否谈得拢，对于出尔反尔的蒋介石，不能不提防他使出叵测的手段。正是因此，他们都为毛主席的安全，担负着道义的责任。（来源：《毛主席同张澜的会见》，吕光光，《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第691页；原载《重庆文史资料》第18辑，1983年7月。）

八月二十八日中午，烈日当空，正当我（王淮冰（王淮冰（1919—？），河南固始人。1938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先后担任《大公报》战地记者、编辑部主任、总编辑、经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南京《新华日报》经理，江苏《新华日报》编委、秘书长。））一边挥动芭蕉扇，一边吃午饭时，石西民（石西民（1912—1987），浙江浦江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起在武汉参加《新华日报》的筹建。《新华日报》迁重庆后，自1939年9月起任编委、编辑部主任。1945年任采访部主任。1946年10月抵延安，任新华社通讯社社委和《解放日报》副总编辑。1949年先后担任新华社南京分社社长、新华日报社社长。后历任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宣传部长，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等职。）同志坐了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吉普车，突然来到住处。告诉我，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即将由延安飞抵重庆，约我和《大公报》驻渝记者同去九龙坡机场进行采访。我们喜出望外，立即放下饭碗，登上了汽车。途中，又约了《大公报》记者彭子冈（彭子冈（1914—1988），原名彭雪珍。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以《大公报》记者名义在大后方采访，揭露日本侵略罪行。解放战争时期任《大公报》驻北平记者，是当时后方新闻界著名的“四大名旦”（彭子冈、浦熙修、杨刚、戈扬）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天津《进步日报》和《人民日报》记者，《旅行家》杂志主编，中国新闻社的名誉理事。）同志和《新民报》记者浦熙修（浦熙修（1910—1970），江苏嘉定人。193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系。曾任《新民报》记者、采访部主任，香港《文汇报》南京特约记者。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兼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教组副组长，民盟第二、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和北京市委常委兼副秘书长。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同志，最后接了郭老（沫若）夫妇。一辆小小美国吉普，竟然塞进去八个人，实在挤得够呛。……我们赶到飞机场，走进候机厅，看到各党派人士已经先到了……张澜、沈钧儒（沈钧儒（1875—1963），浙江嘉兴人，字秉甫，号衡山。清末进士，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41年倡议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抗战胜利后任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1946年1月代表民盟参加旧政治协商会议，坚决反对国民党伪国民大会。1948年初在香港主持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坚决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促使民盟走上革命道路。1949年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黄炎培几位老先生，不时探首室外，向空中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