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国共谈判43天：毛泽东、蒋介石的九次会面商谈史考》 | 第二章三封电报及回电第三节第三封电报及回电

8月23日，蒋介石致毛泽东第三封电报：“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来源：《中央日报》，1945年8月23日。）

8月24日，毛泽东致蒋介石的第三封复电：“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来源：《大公报》，1945年8月26日。）

8月24日，毛泽东致电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并转粟裕、叶飞：“（一）时局变化，抗日阶段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二）我党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城市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工作，争取我党的地位，不取军事占领政策；（四）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五）中央正向重庆谈判，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六）蒋介石困难多，加上国内外压力，可能赞成和平建国；（七）江南、江北我军主力各就现地集结整训，恢复疲劳，养精蓄锐，准备于顽军进攻时，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打，打则必胜，每次消灭其一部，各个击破之），打得几个大胜仗，威震大江南北，对于促成国共谈判非常有利，顽军亦不敢轻视你们；（八）一切作持久打算，依靠人民。”（来源：《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8月24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央常会、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并以《完成民族主义维护国际和平》为题演讲，要点如下：一、宣示我国民革命最大的目标和工作：首先要恢复东三省的领土、主权及行政的完整。恢复我台湾及澎湖的失土。要恢复朝鲜的独立自由。二、实施民族主义的三个原则：（一）必须怀抱崇高的精诚，共同尊重民族独立的原则，保障其地位。（二）在省区以外的边疆民族，以亲爱友好的态度和精神，自动扶助他们独立自由。（三）在各省区以内的大小民族，于政治上、法律上，一律予以平等。三、目前民族平等和国家独立的原则之实现，最为当务之急。希望全国同胞，同心一德，则民族复兴、建国完成，自可即日而待。（来源：《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八册，吕芳上主编，台北“国史馆”、“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2015年，第157页。）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避免内战和实现民主政治等为主要内容的六项紧急措施。（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681页。）这六项措施分别为：“一、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二、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予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三、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四、公平合理的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五、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六、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日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国民大会。”（来源：《重庆谈判纪实》，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红岩革命纪念馆编，重庆出版社，2016年，第4页。）

8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七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从重庆回来的王若飞再次研究毛泽东去重庆的问题。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决定毛泽东去重庆。在这之前，接到斯大林来电说，日本投降，国共应言归于好，共商建国大事。如果继续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来源：《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3页。）

8月25日，毛泽东复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八月二十五日电报云：“鄙人承蒋委员长三电相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望来延，此种诚意，极为心感。兹特奉达，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同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来源：《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3页。）

8月25日，刘伯承、邓小平乘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回太行。他们离延安时，毛泽东说：“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首先立足于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我们提出的条件中，承认解放区和军队为最中心的一条。中间可能经过打打谈谈的情况，逼他们承认这些条件。今后我们要向日本占领地进军，扩大解放区，取得我们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来源：《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3页。）他要求刘、邓到达前线后，一定要组织好上党（今陕西长治）反击战，拔掉阎锡山指向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刀子”（来源：《重庆谈判研究报告》，杨天石，未刊。）。

8月26日，在枣园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赴重庆谈判前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说，我去重庆的问题，昨晚政治局七位同志同若飞同志商谈，决定答复魏德迈的电报，去。这样，我们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去重庆，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作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谈判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只有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达到妥协。我们准备让步的第一批地区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批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要在谈判中看看。在有利条件下是可以考虑让步的。陇海路以北以迄外蒙古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行政大员由国民党派，我们去干部，一定有文章可做。如果这些还不行，那末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事件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绝不要怕。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红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打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的独裁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必须去。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党内也不会有什么扰乱，将来还可能有多一些的同志到外面去。因为有了里面的中心，外面也就能保得住。延安不要轻易搬家。由于有外面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来源：《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4页。）“将来召开国民大会时，共产党员可否投票选蒋介石当大总统，这要看情况才能决定。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敌人，但我们又不得不和他搭伙”（来源：《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6页。）。

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和对人民有良好的关系。坚决依靠人民，就是你们的出路。”（来源：《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53—1154页。）

8月26日，魏德迈参谋长向蒋介石报告，“谓彼突接毛泽东来电，请其派遣美军专机，甚要求赫尔利大使随机飞赴延安接其来渝，以保证其安全云”。（来源：《“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册，秦孝仪主编，台北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年，第812—813页。）

8月26日，蒋介石正式请求赫尔利前往延安，迎接毛泽东一行去重庆。（来源：《国共关系纪实》，黄修荣、黄黎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80页。）

8月2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与毛商谈要目与方针”，包括“共部之处理”“国民大会办法”“参加政府办法”“释放共犯办法”等内容。（来源：《如何对待毛泽东：扣留、“审治”，还是“授勋”、送礼？—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的心态考察》，《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杨天石著，重庆出版社，2015年，第56页。）

8月2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电各中央局、分局，各区党委通知；“在毛离延期间，刘少奇同志代理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二同志为候补书记。”又复电贺龙，指出目前正在同国民党谈判中，应积极向敌占区发展，暂时不宜向石楼、隰县深入。（来源：《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6页。）

8月27日，赫尔利、张治中飞赴延安，迎接毛泽东等人。赫尔利曾邀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同行，但由于苏联政府采取不干涉政策，彼得洛夫拒绝同行。（来源：《斯大林与中国》，[俄]列多夫斯基，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32页。）赫尔利临行前发表声明称：“余现赴延安，曾获蒋主席同意与充分赞许，以及应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之邀请，余将陪同毛氏及其随员来渝，并在渝与蒋主席以及国民政府作直接谈判。余现赴延安，至感愉快。吾人曾不断作一年以上之努力，以协助国民政府消除中国内争之可能性，在此一争论上冲突之因素至大，但吾人始终能获得双方领袖之尊重与协助，此实为吾人感觉愉快之来由。”（来源：《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1945，China，PP.453—454。译文见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761页。）到延安后，赫尔利和毛泽东长谈，互相试探对方的看法。“赫尔利没有说什么肯定的话，只是表示，希望能看到毛泽东和蒋介石最终能到一张桌子旁边来解决争端。”延安方面想知道，“蒋介石的政治锦囊中为这次重庆谈判，装了些什么妙计。但毫无结果。客人们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来源：《延安日记》，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中国香港）哈耶出版社，2009年，第534页。）。中共方面态度的变化使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很高兴。当时，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会见斯大林。斯大林表示，相信蒋和中共之间将会达成一项协议，因为这对双方都有利。他说：“在中国，有两个政府，多么愚蠢！”（来源：《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1945，China，第454页。）哈里曼随即将斯大林的这一表态通知了赫尔利。（来源：《重庆谈判研究报告》，杨天石，未刊。）

8月27日，蒋介石日记曰：“对共方针决予其宽大待遇，如其果长恶不悛，再加以惩治，犹未为晚也。”（来源：《蒋介石日记》手抄件，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藏，1945年8月27日。）

8月28日中午，蒋介石开会研讨对谈判的策略，国民党中央联席会报秘书处根据蒋介石“军事绝对统一，政治尽可能宽大”的原则，进行细密讨论：毛泽东来渝的动机、毛泽东来渝后之对策、具体谈判条件等等。上述意见涉及许多方面，蒋的意见却很简单。（来源：《杨奎松著作集：革命》之三《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杨奎松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16—618页。）

8月28日，上午十一时许，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及参谋、警卫人员胡乔木、王炳南、龙飞虎等9人，由张治中、赫尔利陪同，乘476650号军用飞机离开延安。下午三时许，到达重庆。（来源：《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6页。）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看到的景象是，高大的满头灰发的赫尔利（比毛要高出十厘米），穿一身考究的西服，系蝴蝶式领结，戴了一顶时髦的帽子。在他旁边的毛泽东，则穿了件又肥又大的深蓝色上衣，戴一顶软木遮阳帽。他在日记中记道：“毛泽东笑容可掬。但我清楚，这些天他心境如何。”（来源：《延安日记》，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中国香港）哈耶出版社，2009年，第535页。此段转引自杨天石：《重庆谈判研究报告》，未刊。）师哲看到的景象则是，赫尔利最后一个走上舷梯，当他一只脚踏进舱门，另一只脚还悬在空中时，曾双手抓住门框，头往后仰，大吼：“哎，咦，呀！”引起送行的延安人的不满、气愤和疑虑，纷纷质问在场的美军联络组组长包瑞德上校，赫尔利的表演何意？包瑞德回答：“赫尔利是牧羊娃出身，这可能是他早已养成的在欢快时的一种得意表现吧！”（来源：《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师哲口述、李海文著，九州出版社，2015年，第226页。此段引用杨天石：《重庆谈判研究报告》，未刊。）

8月28日，蒋介石日记曰：“正午会议对毛泽东召来渝后之方针决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来源：《蒋介石日记》手抄件，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藏，1945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