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国共谈判43天:毛泽东、蒋介石的九次会面商谈史考》 | 第二章 三封电报及回电 第一节 第一封电报及回电 （2）

8月16日，《大公报》发表社论，表示：“蒋主席既掬诚相邀，期共商讨，毛先生自然也应该不吝以行，以定国是……忠贞爱国的中国人，都在翘待毛先生的惠然肯来了！”所谓“翘待”，实际上就是指球在中共一边。（来源：《联合政府与一党专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邓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76页。）

8月16日，中国民主同盟发出《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我们不能承认任何方面的特殊利益，但我们也从未尝不承认任何方面的特殊情况可能在不违背国家民族利益的最高原则之下，各求得其适当的发展。毫无问题，我们坚决地要求民主，一切反民主的都是我们不赞成的。毫无问题，我们要求一个完整的国家，凡一切可以制造分裂或引起内战的姿态和措施，也是我们要坚决地排出的。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民主统一，和平建国。”（来源：《新华日报》，1945年8月30日；《重庆谈判纪实》，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红岩革命纪念馆编，重庆出版社，2016年，第151页。）除了表明自身的立场外，中国民主同盟还在此文章中声明了十项具体主张：一、要求召开全国人民所一致需要的国民大会，颁宪法，举总统，成立宪法政府；二、主张政府以命令重申保障人民的一切基本自由；三、释放一切政治犯和思想犯；四、主张政府召集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会议，解决当前一切紧急和重大的问题；五、主张组织一个全国性的裁军委员会；六、主张政治会议中组织一收复地带人士调整委员会；七、主张切实注意经济的复原；八、主张切实对收复区人民的生活予以有效的救济，并扶助迁回收复区人民的复业；九、主张政府在本年度准备征集的壮丁应立即停止；十、主张政府应听取全国各方面关于对日和平谈判的意见。（来源：《重庆谈判纪实》，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红岩革命纪念馆编，重庆出版社，2016年，第152—153页。）

中国第三党领袖章伯钧在接受《新华日报》采访时，针对目前国是问题称：“现在国内的局势，正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凡对国家前途具有责任感的人士或党派，都应该提出他所确定的认识和明显的主张，以求国是之早定……

目前国共两党领袖正为和平统一大计，谋初步之协商，自为国人所关心，更期待其有成。”（来源：《新华日报》，1945年9月14日。）

8月16日，赫尔利在向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称：“这次交谈之后，我建议蒋委员长，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出邀请，请其来重庆与蒋委员长商谈，这是明智之举。邀请已经发出。如果毛泽东接受了邀请，中共和国民政府之间的武装冲突将会缓和为政治斗争。”（来源：《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1945，China，Vol.7.pp.445-446；《重庆谈判研究报告》，杨天石，未刊。）

8月16日，毛泽东为朱德起草致蒋介石电，提出了下列六项要求：“一、你和你的政府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的时候，我要求你事先和我们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因为你和你的政府为人民所不满，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和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如果协定和条约中，有涉及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之处，而未事先取得我们同意的时候，我们将保留自己的发言权。二、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公告和同盟国规定的受降办法，接受我们所包围的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的一切规定。我在八月十日下了一道命令给中国解放区军队，叫他们努力进击敌军，并准备接受敌人投降。

八月十五日，我已下令给敌军统帅冈村宁次，叫他率部投降，但这只限于解放区军队作战的范围内，并不干涉其他区域。我的这些命令，我认为是非常合理、非常符合中国和同盟国的共同利益的。三、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和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人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四、中国解放区和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和联合国会议。五、请你制止内战。其办法就是：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这不但是一切战争的通例，尤其是为了避免内战，必须如此。如果你不这样做，势将引起不良后果。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向你提出严重的警告，请你不要等闲视之。六、请你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罢免贪官污吏和一切反动分子，惩办汉奸，废止特务机关，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民主党派至今被你和你的政府认为是非法的），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自由的反动法令，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解放区的军队，释放政治犯，实行经济改革和其他各项民主改革。”（来源：《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1945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44—1145页。）

8月16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来源：《新华日报》，1945年8月21日。）

8月16日，毛泽东致电张云逸、饶漱石、曾山、赖传珠并告河南区党委、新四军第五师：“养精蓄锐，以多胜少”“津浦能全占则全占之，不能则占一部”“只要日寇投降，大局于我有利”。（来源：《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7页。）

8月16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作评论《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蒋介石的发言人，于十五日下午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讲关于所谓共产党违反蒋介石委员长对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时说：‘委员长之命令，必须服从。’‘违反者即为人民之公敌。’新华社记者说：这是蒋介石公开发出的全面内战的信号。蒋介石于十一日发出一个背叛民族的命令，在最后消灭日寇的关头，禁止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人民军队打日本打伪军。这个命令，当然是绝对不能接受和绝对不应接受的。随后，蒋介石经过他的发言人，就把中国人民的军队宣布为‘人民公敌’。这样就表示：蒋介石向中国人民宣布了内战……因为在中国，只要提起‘人民公敌’，谁都知道这是指着谁”，“新华社记者说：中国共产党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一事所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反对内战。中国共产党早在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侵入中国的时候，就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在抗日的八年中，中国共产党从没有一次放松了提醒人民，制止内战的危险……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关心中国和平的人士一样，认为新的内战将是一个灾难。但是共产党认为，内战仍然是可以制止和必须制止的。共产党主张成立联合政府，就为制止内战。现在蒋介石拒绝了这个主张，致使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然而，制止蒋介石这一手，是完全有办法的。坚决迅速努力壮大人民的民主力量，由人民解放敌占大城市和解除敌伪武装，如有独夫民贼敢于进犯人民，则取自卫立场，给以坚决的反击，使内战挑拨者无所逞其伎。这就是办法，也只有这个唯一的办法……中国共产党是坚决反对内战的。‘确立内部和平状态’，‘成立临时政府，使民众中一切民主分子的代表广泛参加，并确保尽可能从速经由自由选举以建立对于人民意志负责的政府’，这是苏美英三国在克里米亚说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坚持这个主张，这就是‘联合政府’的主张。实现这个主张，就可制止内战。一个条件：要力量。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内战就可以制止”（来源：《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1945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44—1145页。）。

8月1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署盟军关于日军受降的第一号命令，声称所有在中国（东北除外）的日本陆海空军，只能向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人民武装力量缴械。同时，美国用各种方法把国民党军队紧急运往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去“接收”（来源：《东莞受降纪实》，陈立平，东莞党史网。）。

8月17日，蒋介石电复日军在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指示其所派向我商承投降事宜之今井武夫总参谋副长，候命飞往湖南芷江机场。”是日，魏德迈将军宣称：“中国战区内一切受降事宜，均由中国代表负责执行，美方运输机决协助运输中国官员及军队前往目的地。”（来源：《“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册，秦孝仪主编，台北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年，第805—806页。）

8月17日，蒋介石日记：“一、俄军已由外蒙古进占我多伦与张北县，其是否再回南进展。二、‘共匪’吕正操等由冀北向热察推进期与俄蒙军联成一气。三、英军舰已驶到香港海附近，其将重占香港，并存排除我军不进驻越南之企图。四、在此时机对内之重大设施应速决速行”（来源：《蒋介石日记》，1945年8月17日。）。

8月17日，罗荣桓等再电延安，建议：“山东军区称山东解放军总部”（来源：《联合政府与一党专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邓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83页。）。

8月18日，季米特洛夫和原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一起起草致毛泽东的复电，“建议中国共产党人改变对蒋介石政府的路线，因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来源：《重庆谈判研究报告》，杨天石，未刊。）。

8月18日，毛泽东致电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等，命令将万毅支队两千五百人即调东北。（来源：《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8页；《重庆谈判研究报告》，杨天石，未刊。）

8月18日，蒋介石派定各战区受降长官：第一战区胡宗南负责接收洛阳地区，三个军向山西挺进，归阎锡山指挥；第二战区阎锡山负责接收山西地区；第三战区顾祝同负责接收嘉兴、宁波、杭州、金华、厦门；第五战区刘峙负责接收郑州、新乡、开封、南阳、襄阳、樊城；第六战区孙蔚如接收武汉、沙市、宜昌；第七战区余汉谋接收曲江、潮汕；第九战区薛岳负责接收南江、九江；第十战区李品仙接收徐州、安庆、蚌埠；第十一战区孙连仲接收天津、北平、保定、石家庄；第十二战区傅作义接收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第一方面军卢汉接收越南在北纬十六度以南地区；第二方面军接收雷州半岛、海南岛；第三方面军汤恩伯接收南京、上海地区；第四方面军王耀武接收长沙、衡阳地区。（来源：《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八册，吕芳上主编，台北“国史馆”、“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2015年，第151页。）

8月18日，蒋介石任命何应钦总司令负责处理在中国战区内之全部敌军投降事宜，并明确规定12项任务如下：“（一）承本委员长之命，处理在中国战区内之全部敌军投降事宜。（二）指导各战区、各方面军，分区分期办理一切接收敌军投降之实施事宜。（三）秉承本委员长之意旨，对中国战区内之敌军最高指挥官发布一切命令。（四）秉承本委员长之指示，与中国战区美军人员密切合作，办理美军占领区、盟军联合占领区交防接防敌军投降后之处置。（五）指导收复区内难民救济、交通通讯运输之恢复诸事宜。（六）指导各战区、各方面军，分区分期办理接收伪军投诚编遣及剿办不听命令之伪军事宜。（七）负责迅速处置南京伪组织政府，恢复南京及其附近之秩序，敬待国民政府还都。（八）在办理接受敌军投降期间，秉承本委员长之指示，调动部队，占领中国战区内各军事、政治、经济、交通要点及要港，构成处理敌军及恢复全部秩序之有利态势。（九）对于非经政府指定之受降部队，如有擅自接收敌军投降，企图扰乱我受降计划者，得呈本委员长下令惩罚之。（十）敌军应对本委员长所指定之部队受降，如对非指定之部队而擅自向其投降或让防，或于投降期间不遵我军命令实施者，得由陆军总司令下令以武力制裁之，并对不遵命令之敌军部队长或敌军最高指挥官，直接予以处置。（十一）指导监督并得全权处理收复区内一切党政各事务。（十二）指挥各战区所有部队向收复区挺进，及原在收复区各部队；但各战区在后方留防部队，仍归各战区秉承本会之指示指挥之。”（来源：《“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册，秦孝仪主编，台北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年，第806—807页。）

8月18日，对于中共的回电，蒋介石非常怒火，在日记中蒋介石写道：“‘共匪’朱毛，荒谬跳叫，至不可名状。”“朱之抗命，毛之复电，只有以妄人视之。”（来源：《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抄件，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藏，1945年8月18日。）

8月18日，对于12日杜鲁门之意，蒋介石立即读懂了。他在日记中写道：研究美总统对中央美俄接收各区域之任务及招降办法，而独于中国战区指明受蒋委员长之招降，此乃美国对余特别之协助也。（来源：《蒋介石日记》，1945年8月18日；《联合政府与一党专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邓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72页。）

8月19日，毛泽东致电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林枫，指示继续阻止傅作义部队东进，同时命林枫率干部1200人，准备去东北。（来源：《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8页；《重庆谈判研究报告》，杨天石，未刊。）

8月19日，莫洛托夫批准特洛夫等人所起草的电稿。（来源：《季米特洛夫日记》，[保］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51页。）

8月19日，华中局又将一个上海起义计划上报延安，电称：“上海我可掌握控制的力量总共有二十万人，我能掌握大部分水电工人、邮政工人、电车工人、铁路工人……沪西大部分巡捕我可控制……根据目前主客观力量可以发动群众武装起义”（来源：《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8页；《联合政府与一党专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邓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70页。）。

8月19日，延安复电罗荣桓等：“山东解放军名义均照你们所拟办理”（来源：《罗荣桓年谱》，第433—434页；《联合政府与一党专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邓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83页。）。

8月19日，蒋介石电宋子文争取美军装备、加固军火及杜鲁门访菲之可能性。（来源：《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八册，吕芳上主编，台北“国史馆”、“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2015年，第152页。）

8月19日，蒋介石日记自称：“修正复‘毛匪’电稿。此稿要旨，昨半夜睡醒后，思虑颇切也。”（来源：《蒋介石日记》，1945年8月19日。该电蒋亲笔修改稿仍存于台北“国史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