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国共谈判43天：毛泽东、蒋介石的九次会面商谈史考》 | 第一章 抗战胜利之初的国际国内形势 1

抗战胜利前，国民党面临的困难和矛盾众多：世界大战后重新安排世界政治格局的“雅尔塔会议”，只有美、英、苏三国参加，而将列为世界大国之一的中国排除在外，重新划分战后远东的各自利益，反映了中国大而不强的弱势外交；日军的“一号作战”使国民党丢盔卸甲，失去大量领土，遭受了空前的惨败，“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贪污腐败乱象使国民党政府政治形象极度低下，造成了国人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强烈质疑和不满；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党争不断，经济上又通货膨胀，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中共在抗战中发展壮大，大后方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实现民主宪政的呼声此起彼伏，中共顺应潮流提出建立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深得民心，尤其是社会中坚力量、民主党派。

1945年，抗战即将进入胜利阶段。在抗战周年纪念会上，蒋介石认为“今后一年为‘收获战果’的一年。……迎接反攻，作收复时期的一切准备”（来源：《“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册，秦孝仪主编，台北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年，第748页。）。毛泽东也估计：抗战胜利后即将会有一场关于接收问题的“你死我活”的争夺战。

以下编者梳理了从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到8月14日蒋介石发第一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谈判这一时间段内的国际国内形势。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苏联于8月8日正式声明加入），促令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但是，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对公告“不予理会”（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663页。）。

7月28日，就内外形势研究对苏政策，蒋介石在日记里说：“对国际形势与今后政策之研究：一、俄国已视美国为其假想敌，故其不能不以我国为其外交政策重大之目标，如我能自主自立，中立不倚，则彼当能尊重我中立地位，否则，彼必不择手段使我无法建设，甚至承认中共使我分裂，当在意中，若我用武力强制中共以期统一，彼则必在满蒙边境收容‘共匪’制造傀儡政权，如我因此不惜与俄一战，则在此八年战争以后，人力物力疲乏万分，政治与宣传几乎在俄共所笼罩之中，不能如七七对日抗战时之容易把握也，故今日之情形，无论对内对外，惟有用政治与外交方法求得谅解与解决也。……二、今后国际政策之方针：（一）自重自主自立。（二）防美孤立主义不问东亚事。（三）防俄操纵陷我孤危。”（来源：《“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册，秦孝仪主编，台北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年，第771—773页。）

7月29日，蒋介石力劝宋子文再赴苏联交涉，宋子文虽应允，但蒋介石以其不愿负责为忧。（来源：《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八册，吕芳上主编，台北“国史馆”、“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2015年，第131页。）

7月31日，蒋介石召集赫尔利、魏德迈及国民政府军政高级干部，讨论日本投降时美军登陆地点及史迪威返回中国战区等问题。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马歇尔实有派史迪威为华北美军司令之准备，且已预定，故其致魏德迈电，请余坦白交换意见，此事如果实现，则两年来所受苦痛与奋斗全归泡影，国家更增分崩之危机，以史之护共阴谋总不能消除也，故明告以不能再令史在中国战区服务也。赫尔利与魏德迈亦竭力反对，此与去年孤苦独战，其势已大不同矣。”（来源：《“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册，秦孝仪主编，台北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年，第774—775页。）

8月2日，蒋介石接见赫尔利大使，委托其转交备忘录一件给美国当局，对于选择指挥美军在中国境内作战之将领，盼能慎重考虑，尤须顾及与中国战区统帅及军队合作之能力。备忘录全文：“鉴于美国军队即将在中国海岸登陆，领导美国军队在中国境内作战之将官之选择，为一极端重要之问题，选择美国将官必须顾及其能与中国战区统帅合作之能力，同时并须注意其能与中国军队及其将官合作之能力，此种将官，不应为曾经在作战上及中美其它关系间表示无能力与中国方面合作之人。换言之，美国在华将官之人选，不应有任何曾经显明表示与中国政府及中国国民志趣企求敌对之将官参加其间，中美现有之良好有效合作，中国之政策极愿继续维持加强，中国不愿再见其作战努力与对美关系，因不良人选而遭受重大影响及阻滞之最近痛苦经验，重新来临。职是之故，亟盼美国政府对此形势慎重考虑，派充可以得有中国政府及人民完全信任之将官。总之，中国愿有未曾干预中国各种内部争议，自存门户之美国将官；至中国方面可以接受之将官，吾人包括魏德迈将军、辛浦生将军、褚斯可将军及其他在欧洲战区已表显其成绩之各美国将领在内。”（来源：《“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册，秦孝仪主编，台北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年，第779—780页。）

8月3日，美国杜鲁门总统、英国艾德礼首相发表联合声明：集中使用盟国对日作战部队，于最早可能期内，彻底击败日本陆海军，使其无条件投降，并解放日本之占领区。（来源：《“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册，秦孝仪主编，台北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年，第780页。）

8月4日，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重申上次谈话（7月19日，蒋介石接见苏联彼得罗夫大使，与谈外蒙古、大连、旅顺及东北铁路等问题，并明告中国外交自主，此次柏林波茨坦会议，如讨论有关中国问题而有所决定，中国决不承认）要旨，嘱其面达斯大林，并明告对于军事合作，中国可予以方便与协助，而对于政治方面，则苏联务须尊重中国之主张；总之，我国之主权不容有所损害也。（来源：《“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册，秦孝仪主编，台北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年，第765、780页。）

8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电。电报就准备应付必将到来的内战局面指出：一切自力更生，不靠任何外援，准备精神的与实力的条件对付内战危险，应是你们今后工作的出发点。（来源：《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42—443页。）

8月6日，蒋介石分别电美国杜鲁门总统、英国艾德礼首相，表示同意将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南地区划归东南亚战区。先是美国总统、英国首相于8月2日同时电蒋介石，谓彼等在波茨坦会议时，英、美联合参谋团建议，将法属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南地区归入东南亚作战地境内，如此中国战区仍包括越南一部，以掩护中国作战之侧翼，同时可使蒙巴顿将军得以进出越南南部地区，彼等认为合理，特以此征询蒋介石意见。蒋介石分别电复表示同意，并声明：“在中国战区包括北纬十六度以北越南及泰国地区在内，所有英、美、法及其他盟国之陆上、海上、空中及两栖作战，必须受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管理，除非事前报告最高统帅并经批准，不得执行任何军事及秘密活动。”（来源：《“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册，秦孝仪主编，台北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年，第781页。）

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两地共死伤20多万人。（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663页。）

8月8日，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发表对日作战宣言，宣布从9日起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663页。）

8月9日，苏联军队从东、西、北三面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覆灭。（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663页。）

8月9日，毛泽东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必须放手组织武装工作队，成百队成千队地深入敌后之敌后，组织人民，破击敌人的交通线，配合正规军作战。必须放手发动沦陷区的千百万群众，立即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消灭敌人。解放区的巩固工作仍应注意。今冬明春，应在现有一万万人民和一切新解放区的人民中，普遍地实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组织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加强民兵工作，加强军队的纪律，坚持各界人民的统一战线，防止浪费人力物力。凡此一切，都是为着加强我军对敌人的进攻。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

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来源：《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9、1120页。）蒋介石则曰：“今日接俄国已对日宣战之消息，忧虑丛集，而对国家存亡之前途，与外蒙古今后祸福之关系，以及东方民族之盛衰强弱，皆系于一身，能不战栗恐惧乎哉。”（来源：《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945年8月9日；《蒋介石与国共和战（1945—1949）》，刘维开、蒋永敬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页。）

8月9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主持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分别根据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的讨论意见修改后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会议着重讨论时局问题。毛泽东阐述了苏联参战后的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他说：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们准备发表一个声明。我们的任务有四项，即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在苏、美、中协定的基础上准备继续国共谈判，国共谈判要在国际的基础上（不是一切）来解决。（来源：《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18—619页。）

8月9日，蒋介石致电斯大林，表示深信日本“必因贵国压倒势力之加入，迅速完全崩溃”。他立即召集会议，商讨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后的对策。（来源：《重庆谈判研究报告》，杨天石，未刊。）

8月9日10时30分，日本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战与降的问题。

军方与外务省意见对立，双方相持不下，一直到10日凌晨3时，才以“天皇的决断”，即以不变更天皇统治国家大权为附带条件通过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议。（来源：《七十年前的今天：日本投降重庆全城狂欢[图]》，《重庆日报》，2015年8月10日。）

8月10日7时15分，日本外务省将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电报，发给驻瑞士公使加濑和驻瑞典公使冈本，令其转达给中、美、英、苏四国。（来源：《七十年前的今天：日本投降重庆全城狂欢[图]》，《重庆日报》，2015年8月10日。）

8月10日，在日本即将败降的新形势下，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重新厘定了在华行动方针，训令魏德迈：“不得损害美国的基本原则即不支持中国的中央政府进行自相残杀的内战”，但将继续支持“中央政府军重新占领现为日本所占中国战区的一切地区”；“太平洋战区之美军正准备控制中国战区的关键口岸和交通要地”。训令表明：“美军将把他们解放的中国要地移交给中国中央政府所委派的机构和部队”。还命令魏德迈：“帮助中央政府迅速运送中国中央政府军到中国的战略要地去”。同时又指示：“同中央政府之外的中国军队和机构打交道，将严格限于军事形势之需要”。（来源：U.S.DepartmentofState,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DIPLOMATICPAPERS(hereaftercitedasFRUS),1945,Vol.7,GPO,Washington,p.516；转引自：《影响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一次战略空运》，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牛大勇，北京大学网。）

8月10日，蒋介石致电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指示各战区对日军投降应注意事项，电曰：“（一）敌已无条件投降。（二）同时令敌驻华最高指挥官转饬所部，即就现态势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不得破坏物资、交通，扰乱治安秩序，听候所在地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或战区长官之处置，并限二十四小时内答复。（三）各战区应注意下列各项：甲、对敌可能之抵抗的阻扰，应有应战准备。乙、并应警告辖区以内敌军，不得向我已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任何人投降缴械。丙、对封锁地伪军应策动反正，并迅即确保联络掌握，令其先期包围集中之敌，先期控制敌军撤离后之要点要线，以待国军到达。丁、对投降之敌军及俘虏，不得危害，并剀切通令所属官兵。戊、各战区除以主力挺进解除敌军武装外，应酌留必要部队维持当地治安。己、国军之整编，得由各战区长官斟酌状况暂缓实施。（四）该总司令对敌后各要点、要线之挺进占领，及令敌军分区集结、监视、缴械办法，仰即日拟具详细计划呈核。”（来源：《“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册，秦孝仪主编，台北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年，第765、785页。）

8月10日下午5时35分，设在重庆的盟军总部，收听到东京发出的英语国际广播，称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次广播是外相东乡茂德未通过军事当局的检查，代表日本政府播发的。（来源：《七十年前的今天：日本投降重庆全城狂欢[图]》，《重庆日报》，2015年8月10日。）晚上7点左右，日本投降的消息被美国新闻处（当时设在渝中区两路口）证实。美国新闻处立刻向中国方面通报了这一消息。（来源：《七十年前的今天：日本投降重庆全城狂欢[图]》，《重庆日报》，2015年8月10日。）下午八时多，蒋介石做完默祷，忽然听到设于附近求精中学的美军总部传来一阵欢呼声，紧接着，是噼里啪啦的炮竹声。蒋介石问身边的蒋孝镇，怎么回事，为何如此嘈杂？蒋孝镇回答：听说敌人投降了。蒋介石心头一阵惊喜：日本投降了？！他让蒋孝镇再去打听。

不久，各方传来正式报告，日本政府宣布，除保持天皇尊严外，其余均按照中、美、英《波茨坦公告》所列条件投降。消息证实，日本确实投降了。苦熬八年、日盼夜想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这时，蒋介石正在宴请墨西哥驻华大使。

抗战胜利，蒋介石有许多事亟待决定、处理。偏偏这位大使不识相，不断提出各种问题，纠缠不休。外交部次长吴国桢两次提醒，这位大使才很不情愿地离去。蒋介石立即召开军事干部会议，按照早就拟定的令稿向前方各战区发电，并令吴铁城、陈布雷提出宣传与各党部应办之事，已经深夜12点了。（来源：《如何对待毛泽东：扣留、“审治”，还是“授勋”、送礼？—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的心态考察》，《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杨天石著，重庆出版社，2015年，第51页。）

8月10日，中共中央迅速致电华中局，对新四军的部署做如下指示：“一、六两师及苏南、苏中担任夺取南京、上海之线”，“五师集中全力进占信阳、武汉之线”。总之，延安的要求是：“集中主力去占领大城市和要点”。同时，作为政治部署，延安指示：“即日发表江苏、安徽、浙江三个省主席，上海、南京两个市长；五师师部即日发表武汉市长及湖北省主席，人选你们拟定之”（来源：《中央关于夺取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的部署给华中局的指示》（1945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213—214页；《联合政府与一党专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邓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4页。）。中共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指示所部：“全军区部队应立即部署，向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大同、阳泉、张家口、唐山、山海关前进，准备接受日伪军的投降。”同时命令：“立即以边区政府名义委任宋劭文兼北平市长，张苏兼天津市长，王昭任石家庄市长，刘秀峰任保定市长，朱其文任秦皇岛市长，张萝旭任张家口市长，张明远任唐山市长，刘达任大同市长”（来源：《联合政府与一党专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邓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5页。）。

8月10日晚深夜12时，周恩来起草以延安总部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的命令第一号，宣称“同盟国在波茨顿宣言基础上将会商受降办法”，“我特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下列命令”：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顿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交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二、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即须全部缴出武装。三、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四、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来源：《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217—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