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的一天下午,蒋一苇来到民生路开明图书局三楼我的住处,笑嘻嘻地从提包里取出一卷东西交给我,并说:‘这是《彷徨》信箱收到的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编印的油印新闻稿,我和陈然都看过了,现在给你看,以后收到新闻稿,先让你看。’当天晚上,我将新闻稿反复读了好多遍,几乎全部文句都能背诵了,还爱不释手,犹如重逢久别的亲人。”当年《彷徨》的办刊人之一的刘镕铸回忆说:“读着新闻稿,我想到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要是把新闻稿翻印若干份,秘密散发给群众,让群众知道我军在东北、华北、西北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该多好呀!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凡是有利于革命的事,就应该挺身而出。但又想到,党组织对这项工作又是什么态度呢?我没法向组织上汇报,更无从听取组织上的指示——当时我的组织关系已由赖卫民转给王焕新,‘二二八’后,王焕新一直没有来找我,因而组织关系还未接上。当晚,我一夜没有入睡。翻来覆去地思索的结果是,我认为,翻印党的新闻稿,把它散发给群众,以揭露国民党的无耻谣言,扩大党的影响,不仅没有错,而且非常必要。当然,这要冒很大的风险。我是组织上用党费抚养成人的,现在,革命需要我去冒风险,难道我能畏缩不前吗?于是,我决定一个人先干起来。或许组织上看到这份无名小报,猜出一些线索,会立刻派人来找我联系。这很有可能!第二天,我找做镜框的工人制作了一个能放进半张蜡纸的木框,代替油印机,削了一块楠竹片代替滚筒,当夜就动手刻写蜡纸。我把新闻稿刻印成16开大小的小报,字虽然写得不好,却还清楚整齐。经过通宵工作,无名小报出版了。发行的准备工作也完成了。天刚麻麻亮,我用提包装着百多卷写好地址的印刷品,从民生路出发绕遍全城,沿途投寄,然后回店,在路上,我边走边想:如果这份无名小报又转回我的手中,说明没有人怀疑我,这证明,这份‘无名小报’可以幸运而生了;如果没有一张转回来,那可就要小心了。……”
转载新华社新闻的“无名小报”发出的第三天晚上,陈然抱着四卷新闻稿,兴冲冲地跑到刘镕铸、蒋一苇面前,又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油印小报,指着上面的文章,说:“你们看看,有人已经抢在我们前面了,这张小报上的新闻全是新闻稿上摘录的。”然后,他兴致勃勃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也该办一张这样的报纸,专门转载新华社的电讯。老刘,你赞成吗?”刘镕铸内心窃笑,心想:自己的“无名小报”竟然连陈然这样聪明的人都瞒过了,证明非常成功。“好是好,可风险太大,不出事则罢,只要一出事,可就是剃头匠掷骰子,要输几个脑壳的。”陈然一听便急了:“老刘你啥时候变成胆小鬼了?”刘镕铸这时更装得一副害怕的样子,说:“我反正是光棍汉,大不了进敌人的监狱也没啥牵挂的,陈然你和老蒋可不一样,你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你们得三思而行啊!”陈然更急了,红着脸:“你老刘这是不相信我们,是吗?”这时,书店正好有人来找刘镕铸,于是,他便推说有事先走了,临别时表情怪怪地对陈然说:“你可要想好了再做啊!”说着便到家住枣子岚垭72号的蒋一苇那儿去了。不一会儿,陈然也随之而到。在这里,几个《彷徨》的办刊人正式就办一份油印小报问题进行了磋商。
“商议结果:小报定名《读者新闻》,暂定每周出两期,每期印8开版面一张或两张,确定蒋、陈负责开信箱取新闻稿;蒋负责编辑和刻蜡纸;陈负责印刷,在未掌握印刷技术之前,由我带徒弟;我负责筹集经费购买蜡纸、油墨和纸张。”刘镕铸回忆说:“一切商妥后,陈然说:‘我们三个人现在都没有党组织关系,最多只能算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我们共同创办《读者新闻》,总得有个规矩,还得有个头头。’蒋一苇说:‘老刘有秘密工作的经验,我提议老刘当头头。’而我却推选陈然当头头。陈然说:‘还是你当比较合适,少数服从多数,不必推辞了。’我说:‘既承两位信任,甘愿效劳。不过,丑话得说在前头,办地下刊物,随时都有杀身之祸。我们切不可将中统、军统都看成饭桶,他们的反革命嗅觉还是灵敏的。俗话说:未曾行兵,先寻败路,我们得有精神准备,以便临事不惊。’为了严守秘密,我们三人还订出几条约束的纪律:一、未经三人商量同意,不得将《读者新闻》的事告诉任何人,即使是亲生父母、结发夫妻也不得透露;二、三人中一旦有人被捕,只要敌人没有拿住证据,就坚决否认与《读者新闻》的关系,如果敌人拿住真凭实据,个人就承担一切责任,决不牵连别人;三、小报的编印和发行,一定按共同商定的办法办理。因为各人都有自己的社会关系,各人寄送的读者姓名和地址,彼此互不过问。”
小报的事就这么定了下来。末后,陈然一把拉住刘镕铸的袖子,问:“老刘,我有一句不该问的话,可否领教?”刘镕铸佯装惊诧地说:“什么事?问吧。”陈说:“外面流传的那份无名油印小报,是不是你搞的?我断定是你。”刘问:“何以见得?”陈说:“理由是:今天我给你送新闻稿,拿出那张小报,你处之泰然,毫无惊异的表情,我就猜出了几分。后来跟老蒋一琢磨,更加深信不疑。来,我们马上对笔迹。”刘镕铸知道事已至此,再也瞒不住聪明绝顶的陈然了,便做了个投降状:“不用对了。真神面前不烧假香,我认账就得了。”“好你个狡猾狡猾的老刘啊!”陈然气得真想挥拳“揍”一顿刘镕铸。不过,最后还是和老刘与蒋一苇彼此哈哈大笑了一番。
“今天我好高兴,证明‘英雄所见略同’还是有的。”临别时,陈然依然沉浸在兴奋之中。
《读者新闻》出版了两期,一天,蒋一苇从太平门取新闻稿回来,路过在开明图书局的刘镕铸那儿,跟他谈了两件事:一是他和陈然推荐吕雪棠和吴盛儒(后改名吴子见)参加《读者新闻》,征求刘的意见。二是想把《读者新闻》的报名改一下。“缺乏战斗力,最好改个更有战斗力的报名。”蒋一苇说。“吕和吴都是进步同志,他们都是我们《彷徨》的热心作者,尤其是吴盛儒,他在《彷徨》上发表的那篇《我俩走向结婚》的文章很不错。我对他们两人加入我们的队伍没意见。改报名嘛,我也同意。”刘镕铸建议道。“那就明天下午到我家开个会吧。正好我把两位新同志介绍你认识认识。”蒋一苇说。
其实,蒋一苇与陈然之所以动议改报名,是因为在这之前,吴盛儒曾把一期油印小报《读者新闻》给了好友、共产党员刘国鋕看了。刘国鋕当时就指出,最好把报名改一改,这样更突出其在敌占区的战斗力。同时刘国鋕还指出,不能在报上注明出版日期,否则,一旦落入敌人手中,容易被追踪。
第二天下午,陈然、刘镕铸和新加入《读者新闻》的吕雪棠、吴盛儒准时到了蒋一苇家,就改报名展开了热烈讨论。吴盛儒首先提出:“我建议改名为《挺进报》,因为‘挺进’二字有两层含义:一层是用以纪念我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刘邓大军飞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恰似一把钢刀插入敌人心脏。二层是我们都是革命者,应当挺起胸膛向前进,任何敌人都无法阻挡我们向前挺进的步伐。”吴盛儒其实是重复了刘国鋕的意见。
“好,《挺进报》这个名字好!”陈然第一个赞同。
“我也赞成!‘挺进报’很有战斗力。”蒋一苇等都表示同意。
“吴兄,你的隶书写得好,我们《挺进报》的刊头由你来完成。”蒋一苇提议道。
“那恭敬不如从命了。”吴盛儒笑笑,欣然提笔,随即写下了“挺进报”三个大字。
“我认为还有一件事特别重要。”陈然一边踱步,一边思忖道:“我们应该给这份报纸找个‘靠山’。”
“是应该有个‘靠山’。”吴盛儒立即附和道。众人纷纷点头,因为他们都知道陈然说的“靠山”,就是指党组织。
是的,可党在哪里啊?这是大家最关心,也是最忧心的事。自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撤出重庆后,我地下党组织一直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几乎没有什么活动。多数共产党员几乎都处在无组织的“自由”状态。他们多么期待党组织能够回到自己的身边!
然而,党在哪里呢?
山城重庆的春季,总是雨雾茫茫。陈然他们在蒋一苇家开完会十天左右、《挺进报》出版二期的一天,在开明图书局门市上班的刘镕铸正忙着整理书架时,突然有人拍拍他的肩膀。刘镕铸回头一看,见一位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头顶咖啡色礼帽的“绅士”站在他身后。
“你是刘镕铸先生吗?”“绅士”礼貌地问。
刘镕铸默默地点点头。
“我们学校图书馆准备买一批图书。”对方在说暗号。刘镕铸明白了,便警惕地与其对暗号:“书单带来了吗?”
“刘先生可以另找一个地方吗?”
暗号已经对上。
“请上楼。”刘镕铸将“绅士”带上阁楼。
“你们办的油印报纸,每期我们都收到了。组织上认为你们做得对。我叫彭咏梧,市委委员,今天,特地来找你接组织关系。”“绅士”脱下礼帽,放在写字台上,然后慢条斯理地说。
“请拿来!”刘镕铸突然严肃地对“绅士”说。
“拿什么?”
“拿组织关系。”
“要是拿不出呢?”“绅士”看看刘镕铸,淡淡地一笑。
“那就不接。”刘镕铸的表情立即沉了下来。
小阁楼上的气氛马上紧张起来。
片刻,“绅士”站立起来,有些激动地说:“镕铸同志,你是清楚的,‘二二八’以后,留下的同志都疏散隐蔽了。为了找你,我们费了很大劲。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
刘镕铸稳了稳情绪,说:“咏梧同志,我相信你是市委委员,也相信你是党派来找我接组织关系的。可‘二二八’后,我同党中断了联系,早就希望接上。《挺进报》的几位朋友也委托我找党组织,我们多么盼望党来领导《挺进报》啊!但是,就凭你的一句话,还不能接关系。”
被叫作彭咏梧的这回情绪稳定了一下,问:“那么,要怎样才能接关系呢?”
“‘二二八’前夕,领导我的同志对我说:‘今后可能由别的同志来同你联系。目前国统区形势日益恶化,一定要提高警惕。’他叫我在我的名片上亲笔签了字,交给他,言定凭名片接关系。你没有带名片来,怎么接关系呢?”
“好,我们就谈到这里,下次再来。”彭咏梧戴上礼帽就出去了。
三天以后,彭咏梧又来了,仍然没有带名片。但他说出刘镕铸原来的组织领导人王焕新的社会身份。面前这位党派来接头的领导同志是无疑的了。刘镕铸心想。
“如果我不凭名片,是否可以同你们《挺进报》的几个同志接关系呢?”彭咏梧问。
“不可以。”刘镕铸摇摇头,坚决不同意。在白色恐怖条件下,这是起码的组织纪律。
“那好吧。这个先放一放。”彭换了一个话题,说:“根据中共重庆市委的精神,你们的《挺进报》需要进行组织改造,办还可以由你们几个办,但得归市委领导,发行也由市委统一安排,你们这边可以留一部分发给原来的读者。你看怎么样?”
“我……不能同意你的意见,彭委员……”刘镕铸依然很倔的样子,摇头道。
“这是为什么?”彭咏梧的口气有些重了。
“你既然是市委领导,你当然知道为什么。”刘镕铸没有客气。
“哈哈……我明白了。好,今天就说到这里。”彭咏梧突然大笑起来,说着,拿起礼帽出了书店。
组织关系没接上,刘镕铸当然不同意任何事情。他看着远去的彭咏梧,又想喊住他,可铁的组织纪律告诉他,必须这样做!
过了四五天,“绅士”彭咏梧再次出现在书店门市部。这一回,他见了刘镕铸,就笑容满面地说:“刘经理,我们的那笔交易,今天大概可以‘落盘’了。”
“彭先生请——!”刘镕铸带彭上了楼,并给他沏上茶。
这回,彭咏梧坐下后,从容地将手插进口袋,然后摸出一张名片,递给刘镕铸,问:“这名片是不是你的?再仔细看一下,那名片上的签字是不是也是你的笔迹?”
“是!就是我的!上面的笔迹也是我的!”这次特别激动的人,轮到了刘镕铸。只见他迅速伸出双手,紧紧握住彭咏梧的手,连声道:“老彭,我们终于找到组织了!终于找到组织了!”
“你们辛苦了!党没有忘记你们,也知道你们的情况。”彭咏梧也有些激动。
“根据形势需要和重庆地下党的实际情况,现在我宣布市委的几项决定:一、《挺进报》从现在起将作为市委的机关报,由市委直接领导,具体由我来负责并与你们联系;二、报纸的印数要尽可能增加,印刷质量也要设法提高,报纸印出后全部交给市委发行,可留下一部分交经办人员处理;三、办报所需经费,目前组织上无力支付,继续由你刘镕铸同志负责筹集,但不得以党组织或《挺进报》的名义筹措经费,唯自愿捐助者可以不必拒绝;四、《挺进报》的编辑方针和内部人员分工不变。”彭咏梧以市委领导的身份,向刘镕铸宣布道。最后,他又交代了几件事:“目前《挺进报》只有你是党员,你要挑起这副重担,组织上相信你能完成任务。我们今天的谈话,可以全部告诉陈然和蒋一苇。吴盛儒今后不来了,你们也不要去找他。他已经做了他应该做的事。”
刘镕铸马上明白,当初吴盛儒进来参与《读者新闻》,肯定也是“组织行为”,便笑问彭咏梧:“是不是你派老吴打进我们《挺进报》的?”彭咏梧笑笑,说:“事情已经过去,不必再说了。”
彭咏梧前脚刚离开书店,刘镕铸立即收拾了一下书店门市,便飞步赶到枣子岚垭蒋一苇家,将找到“靠山”的事告诉了蒋一苇,并说:“这么好的消息,你一定以最快的速度告诉陈然,他会高兴死的!”
“我马上就去。”蒋一苇说。
一份地下的“无名小报”,竟然被收归为市委机关报,这是陈然等开始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但找到“靠山”后,这件事就这样迅速被确认了。
“我们几个朋友合办的《挺进报》,现在居然成了重庆市委的机关报,并由市委直接领导,这对我们来说,的确做梦也没有想到。”刘镕铸激动地回忆道:“由于无法抑止的兴奋,也出于对革命工作的责任感,之后,我们立即聚集在一起讨论了市委的指示,按照原来的分工,对刻、印工作的每道工序,分别提出措施和要求:负责刻写蜡纸的蒋一苇,逐步争取刻出老五号大小的仿宋字,落笔轻重适宜,漏墨均匀,钢板要经常刷洗,刻好的蜡纸要小心收卷,勿使产生折叠痕迹;负责油印的陈然,从蜡纸上墨到印完,都要细心从事,防止擦破、挂破,如发现蜡纸出现裂缝,要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尽可能增加印数;负责采购材料的刘镕铸,要尽可能选购优质材料,如蜡纸以戴高乐牌为佳,纸张质量要细、薄而富有韧性,纸面无光泽,吸置油墨要细腻易干。经过同志们的努力,报纸的印刷质量显著提高,每张蜡纸的印数增至500份左右,受到市委表扬。”
不久,彭咏梧又向刘镕铸他们传达了市委的两项新决定:第一,建立《挺进报》特别支部,由刘镕铸担任书记;第二,可以发展党员。刘镕铸接受新指令后,立即着手在《挺进报》内部建立党的组织。其实,陈然早已是党员了,但由于特殊的经历,他的党员身份都已中断了。陈然是1939年春就入的党,那时他才16岁。后来因为调换工作等原因而脱离了组织关系。现在他要恢复党籍,必须接受组织的重新调查考察,或者重新提出申请。蒋一苇则在当时属于准备入党的先进青年。正当陈然和蒋一苇准备接受党的进一步考验时,彭咏梧被调到下川东(万县、云阳一带)领导武装斗争,《挺进报》的工作改由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维嘉负责。李维嘉到任不久,便传达了市委的决定:批准陈然重新入党,并指定他担任特支组织委员。几个月后的1948年春,市委又批准蒋一苇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挺进报》特支的宣传委员。
为了达到市委提出的印刷指标,陈然、蒋一苇刻苦钻研刻写、印刷技艺,使报纸的质量逐步提高,印数也逐期增加。陈然经过反复试验,摸索出预防蜡纸自然裂缝的措施和破裂后的贴补办法。他还经常练习刻写蜡纸,经过一段时期的刻苦琢磨,终于能刻出老五号大小的仿宋字,准备在必要时接替刻写工作。以后吕雪棠、古承铄二人也参加过《挺进报》的刻写工作。
组织的建立,使得陈然等一批年轻人像一团团火焰般热情地投入到了办《挺进报》的工作中去。那时条件非常艰苦,又是地下工作,风险极大。根据分工,蒋一苇负责刻蜡纸,陈然负责油印,刘镕铸负责材料供应和筹措,吴盛儒负责发行,吴随彭咏梧离开后,发行由刘镕铸兼任。他们的上面有专人负责传递抄录的新华社新闻稿,这一工作,在相当一段时间是由彭咏梧的爱人江竹筠负责。而在江竹筠上面还有一个地下党的“特支”,即专门通过电台收听新华社新闻消息的“电台特支”,程途为这个特支的书记,成善谋等人是专门收听电台新闻消息的支委。市委书记刘国定直接领导这个电台特支。出于地下工作的保密需要,两个“特支”之间都是单线联系,相互不认识,或认识也不知道各自是干什么的。
在十分艰苦和白色恐怖条件下办这样一份革命报纸,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刻蜡纸、油印,虽然艰苦,也有风险,但毕竟是一个人关着门干的活,暴露的机会要少一些。运送和发行就不同了,它要经过很多人的手,通过若干关卡、码头,既要考虑发行人和传送人的安全,更要保护收报人的安全。就说陈然吧,把报纸印刷完后,还得考虑如何把印好的报纸运送出去,这个难度很大,风险更大。他得每期将在家里印刷好的上千份《挺进报》,先包装好,再渡长江,有时还要绕渡嘉陵江,然后经朝天门、小什字、夫子池,最后才到民生路开明图书局。过轮渡时,要上下趸船,趸船上有军、警、宪、特盘查过往行人,稍有不慎,便会险象环生。然而,陈然却从未出过纰漏。
之后由刘镕铸负责的发行,就更需要机智和周密的考量了。因为报纸送到他手里后,必须立刻发出去。留在手上时间越长,危险也就越大。发行人员除了严密的保密意识外,还得有高度的时间观念,要精确安排和严格遵守时间,避免取报人互相见面,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另外,发行时间缩短,对发行人的安全更有保障些。当时《挺进报》的发行采取委托转发和邮寄两种方式。拿刘镕铸经办的发行环节来说,一般先从他手中直接、间接取报的人就有二三十人。有的只取几份,有的要取数十份或者上百份。刘镕铸不能用笔或其他方式登记取报人的姓名、份数,只能靠牢牢记住他们的相貌与服饰及领取的份数来确认。
《挺进报》发行的对象,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那些具有进步倾向的读者和有统战关系的读者,给这些人发报相对安全和好办些。另一类对象就比较困难和危险了,那就是些特别“读者”——国民党的军、政官员,这是地下党为了瓦解敌人和粉碎敌人嚣张气焰而精心安排的对象。通常做法是,将《挺进报》装入那些印有“重庆警察总局”、“中央银行”等官方部门的信封套中,这些信封套则是陈然、刘镕铸名正言顺以《彷徨》这样的公开杂志社名义去某些印刷厂索取或买来的,也有他们平时收集和储存起来的。这样做的好处是,敌人和特务机关一旦发现想追查,也找不到任何线索。
作者:何建明 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