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 | 第一章 血染红岩（11）

杨钦典1920年出生于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自幼家贫，只念过一年多私塾，为求生计，18岁即入伍当兵，靠吃苦肯干混到上士班长的位置，1946年被抽调到白公馆监狱任看守，巴望着能由此更上一层楼，再弄个一官半职，因此也卖力地在长官差遣下做过不少坏事，如参加杀害杨虎城、“小萝卜头”的行动等。此人长期混迹军旅，身上既有服从、效忠的军人习性，也有北方人的豪爽、倔犟的性情，却不太会逢迎巴结，做人的良心未完全泯灭，混了多年也没受到重用，只是个上士，在监狱当中被调东遣西，倒霉受气跑不掉，升官发财却没份，所以，日常不免流露出一些不满情绪。这一切，都被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敏锐观察力的狱中革命者注意到了。

“尽力做好杨钦典的策反工作，以备同志们实施越狱计划时所用。”这是狱中党组织定下的一项特殊任务。在监狱所有革命者的生命攸关时刻，党组织的这项决定便成了特别重要的任务。狱中的同志一致认为：策反杨钦典这样一个人，比党组织企图通过内外接应实施营救计划更实际，也更容易实现。

革命者在狱中一直注意琢磨狱方看守人员的情况，平日很注意观察看守人员的一举一动，伺机进行策反工作，以争取其在关键时刻能提供帮助。狱中策反是狱中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与公开的对敌斗争相比，它更需要讲究斗争策略和斗争方法。看守们长期受到当局的洗脑、教育，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怀有本能的敌对情绪，没有经过水滴石穿、铁杵成针的艰难过程，是达不到目的的。在对敌策反过程中，稍有不慎，即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和牺牲，这方面是有着惨痛而深刻的教训的，如许建业烈士被捕后，看守陈远德的欺骗手段给地下党组织造成的破坏。

杨钦典表现中的细微点滴，都没有逃过狱中革命者的眼睛，他被列为争取教育和策反的对象。一有机会，革命者就给杨钦典谈形势、讲政策，鼓励他立功赎罪、弃暗投明。特别是陈然，对杨做了大量工作，影响至深。陈然是河北人，杨钦典是河南人，都是北方人，陈然就与杨拉北方“大老乡”关系，从谈乡情，拉家常，到讲社会为什么贫富不均，进而讲我党的宗旨、方针和政策。经过长期的循循善诱，再加上陈然的性格直爽刚烈，很为杨钦典敬佩，所以杨对陈然的话深信不疑，同时感到自己接触到的共产党与长官所宣传的共产党完全不一样，大都是好人、是汉子。除了陈然之外，罗广斌也是杨钦典很佩服的人。罗广斌家里很有钱，但他参加了共产党，甘愿过苦日子，徐处长几次让他只要签字就可释放，但他都不签，也是条汉子。在狱中革命者的感召下，杨钦典从心底里愿帮助这些革命者，他值班看守时，有意延长放风时间，见政治犯在传递消息，也视而不见，后来他还甘冒风险给难友们转达消息，从狱外带回药品、食品等。特别是陈然的牺牲，对杨钦典触动极大，他觉得陈然这么好的人，政府都要杀，这个政府、这个社会真是太坏了！在这次大屠杀中，他想躲避不参加，但又怕特务组织的疑心和残忍，稍有不慎，自己也会人头落地，只好跟着杨进兴行动。在屠杀现场，他总是装出一副被吓坏的胆小样子，经常连枪都掏不出来，气得杨进兴大骂他是个废物。

杨钦典在解放后的交代材料中这样写道：“我和罗广斌、李荫枫、陈然最好，开始我对国民党是不满，爱发牢骚，看见国民党腐败、做事不公开，常吹牛拍马的就吃得开，不这样干就吃不开……经常和罗广斌、陈然、李荫枫等在一起，看到他们思想正确，一切谈话都是有条有理的，比方说，法官叫罗广斌写悔过书等，写好就放他出去，他都不写，‘你要放就放，我是不写’。陈然也经常说他们革命不是为私人，一切为后代，我们讲话一般在放风、散步及我当值日时，因为上面叫了解犯人的思想情况，谁调皮呀，谁捣蛋呀，都要报告，所以当值日的时候多一些，都是年轻人，又是北方人，能说得来。上面要放罗广斌出去，他都不出去。我看共产党是有办法的，他们不是为了私人，为了私人他还不出去？这些事情都感动我……”

在谈起当年白公馆大屠杀后的情形时，他这么说：“雷天元带着便衣们到渣滓洞去后，白公馆这边就乱了，也没有我们的人了，大家都在愁，说这咋办呢？我们几个看守很恐慌。狱中的那些人又在紧张地问我们咋解决，‘是杀，是放？’我只能说只有听候命令，罗广斌他们就说：‘杨班长救了我们吧，开开门我们一起走吧！’又说：‘你只要把我们救出去，保证你没啥问题。’我说，‘天还早呢，我不敢走，慢慢等吧。’大约十来点钟的样子，我告诉警卫把东西收拾好，就到楼下和罗广斌他们定了个计：我说到时我出去把岗撤了，我们看守的人先走，我再把锁打开，把白公馆的院门闭好，然后把锁锁好挂在门上——其实是假锁着。我再到楼上蹬三下脚，你们听到这一暗号后，再等上十几分钟我们的岗哨撤了你们就出去，顺便把门上的锁扔了，各跑各的。我当时心里想，如果有雷天元方面的人看到了，一看锁是扔掉的，就会认为是监狱里的犯人把锁砸开的，这样我的责任就轻了。计谋定下后，罗广斌、李荫枫对我说，‘你出去后千万别跟国民党的部队跑，如果那样，你走到哪里也跑不了。’李荫枫还说，‘你出去到我家里住，解放了我们会再见的。’我说，‘中，我坚决不跟部队走。’说完上面这番话，我就出去和三班长安文芳把哨岗撤了。这时，我又假装拿东西，到楼上蹬了三下脚。出来后我和三班长一帮人就往市里跑。一路上，有的人爬上汽车，往成都方向去了。我没有走。11月30号，解放军部队就到了重庆市里。又过了一天，我在街上看见解放军贴出的布告叫我们这些国民党的散兵残余去登记，我就到军管会登记了，当时还交了一支美国左轮手枪，后来在街上碰见罗广斌、杨其昌、周居正他们，还有那个女的和她的两个小孩，他们说叫我到脱险同志联络处去登记。我又去了。再后来我就回了河南老家当农民，接受改造……”杨钦典的问题在罗广斌等同志的证明下，得到了政府的正确处理，他也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另一位被地下共产党人争取过来的李育生，是四川绵阳人，贩过大烟，开过铺子，还当过土匪、袍哥，因为盗卖军统物资，1946年被捕入狱关进白公馆。他为人仗义、豪爽、热情、肯帮忙，平时最喜欢同“政治犯”们交往，狱中革命者也经常给他讲如何做人的道理。李育生被关押一年多后，就被安排在白公馆内做杂工，有半自由身份，煮饭、购物什么都干，利用这些机会，他为难友们做了些传书带信的工作，大家都非常喜欢和信任他。大屠杀之前几个月，狱方要他取保释放，但黄显声、谭沈明等都劝他不要走，将来一起出去，他就借口找不到保人留了下来，继续暗中帮助难友们。

听了杨钦典说的情况后，罗广斌他们乘机给杨钦典做工作，劝他不要跟国民党部队走，把这19个人救出去立功赎罪，解放后保证为他证明，并为他解决工作。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杨钦典终于把门锁打开，但未取下。为了稳妥起见，杨钦典与罗广斌约好，他和李育生先上楼观察动静，下面的人听到楼上跺脚三下的信号就把锁取下跑出去。

牢房里的16个人，个个屏住呼吸，静静等待着生死攸关的信号。突然，楼上传来“咚、咚、咚”三下响声，几秒钟的沉寂后，牢房里出现了一阵骚动，大难不死的难友们紧紧拥抱，泪飞如雨。在这紧要关头，罗广斌站出来宣布：“我是共产党员，同志们听我指挥。越是紧要关头，越是要沉着冷静。”紧接着，他把突围的路线告诉大家。并按身体强弱搭配，分编小组，指定周居正、李荫枫上楼照顾郭德贤母子三人。他要求大家团结合作，一齐冲出死牢。

魔窟的大门打开了，难友们在夜幕掩护下，相互照顾着向监狱外跑。未料，刚跑到监狱离公路一半距离时，亮着明亮车灯的汽车从渣滓洞方向驶过来，在车灯的照射下，车上的特务发现行人，“什么人，站住！”紧接着是拉枪栓的声音。“二处的，不要误会。”机警的人回答道。“口令！”没想到特务会问口令，当然答不上来。“哒哒哒”，特务开枪了，密集的子弹飞过难友们的身旁，划过一道道耀眼的弧线，尖厉的枪声在死寂的夜里回荡。难友们迅即掉头，向白公馆后山跑去。黑夜中，视线不清，方向难明，乱石满山，杂草丛生，难友们不顾一切地在树林草丛乱石堆中摸爬。由于特务的惊扰，一起跑出来的19个人，此时被冲散了……

在刚刚经历大屠杀的残暴恫吓之后，又经过这场惊心动魄的大逃亡，这对每一个亲历者来说，都是永生难忘的记忆。

让我们来听听几位脱险志士的回忆吧——

郑业瑞回忆：“当大群特务在渣滓洞杀人放火的时候，我们在白公馆的同志得到争取过来的特务杨钦典的帮助，打开了牢门的铁锁。当时杨钦典和几个交警队的特务兵监视我们那间屋，准备等杨进兴过来后动手杀我们。杨进兴回来之前，李育生割断了白公馆的电线，所以杨回来后摇不通电话，以为重庆解放了，慌忙跑到白公馆下面的交警队去再换电话，就在这个片刻间，杨钦典骗走了大门口的哨兵，我们室内同志分作两组，由罗广斌和我任组长，他开路、我断后，冲出了白公馆的大门。但还未到篱笆边就遭到马路上的哨兵的射击，小组失去联络，只好分散突围，我向着歌乐山的方向爬行，在半山遇见另一冲出的同志王国源（民革党员）与他一道继续前进，天拂晓时爬到了杨公桥后面的小山，在一家农民的破烂房子中躲了几个钟头，后换下囚衣，洗净了血迹，经南开中学后门逃到了重庆大学，途中又遇见逃出的杜文博，于是我们三个人冒险向重大一个看来较和善的女同学自介，请她帮助，幸好这个同学不是坏人，把我们藏在基督教青年会内的小室中，并给我裹伤（我头部轻伤）。第三天重庆解放，我们才算完全脱险……”郑业瑞在解放后对川东地区的农业发展有突出贡献。他喜欢思考问题，对社会政治也颇有研究。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这位农业科学家必定有对社会更大的贡献，可惜英年早逝。

脱险志士杜文博这样回忆他从白公馆逃出的经过：“1949年11月27日下午四点左右，敌人先在白公馆各牢房提出了几人，我们同室的有刘国鋕、谭谟（受伤后未死），说是转押别处，以后事实证明是被杀害了。当晚，又把其他牢房的一些人集中在我们牢房，大概有十五六人，看守杨钦典来告诉我们，说他们立即要到渣滓洞去，现在有机会可以冲出去，他愿意帮助我们。（据说此人是由王朴、陈然、刘国鋕、罗广斌利用特务内部矛盾争取过来的，解放后曾由当时市委或军管会送给路费，遣返回他原籍。）并设法给我们一些枪支弹药，后又在我们牢房外向我们说，枪弹没有，他设法找一斧头给我们打开牢房。又说，除罗广斌一人押运台湾外，其余的人都要处决，并与我们留有暗号，在楼上跺脚三下，你们就冲出去，没有跺脚声就不要动。这时我们就听到渣滓洞那个方向有密集枪声，判断那边一定出了事。深夜，我们听到楼上三响跺脚声，罗广斌立即对我们说‘我是共产党员’，他带队去前头，一个年轻的人照顾二三个老年人，排成单行走出牢房。……刚走出大门，就听到坡下的人问‘什么人？’不知是谁答复的‘二处的’，又问口令，就没有人答上了，立即从坡下就有人开枪向我们射击，我们十几人在黑夜里被打散了。……我在一个山洞里躲了两天。29日晚上我才从南开中学走到沙坪坝我一个远房兄长那里。”

杜文博又回忆说：“27号前几天，我们从特务的行动，如清理图书、档案，神色慌张，并把我们的头发剃光、不放风等现象，以及从杨钦典手里给了罗广斌一点报纸，和他给我们透露的一些消息中，知道重庆不久快解放了，我们曾公开向另一位姓宋的特务说，要他协助我们出狱，他答复我们‘上面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我们向他担保以后负责他的生命安全，但没结果。解放后，此人被捕枪决。杨钦典是承认帮助我们的，此人遣返回原籍后，就不了解了。解放后几天据看守杨钦典告诉我们，原来特务的计划是要陆续处决白公馆的人，再处决渣滓洞的人，时间比较长。因听说解放军从各方面包围了重庆，才恢复原先的计划，因渣滓洞的人多，所以要集体屠杀，后又用汽油毁尸，27日晚上，因他们要赶快在渣滓洞处决二百多人，所以有这个空隙时间，我们才脱险。”

解放后杜文博长期在民革重庆市委工作。他为宣传烈士精神做了许多有益的社会工作，还与刘德彬、郭德贤、孙重在重庆与第29中学的老师一起共同开展了“红岩班”的创建活动，广受群众欢迎。

另一位脱险者毛晓初这样回忆他及罗广斌等人脱险的经过：“1949年11月27日晚上……杨进兴等看守所的特务到楼下各处巡查后也出去了。当晚值班看守的是杨钦典，一直没有离开楼下，记得杨进兴等出去了一段时间后，只见罗广斌走到二号房门口找杨钦典悄悄地谈话，我的位置距风口较远，事先杨又叫喊：‘大家不能动。’我听不清他们谈些什么，但是又不知道把大家集中到二号房到底要干什么，我想他们的谈话，对于到底怎样处置我们会有关系的，出于打听点他们谈话的心理所驱使，我慢慢地向风口移近了些，还听到罗广斌对杨说什么：‘你要想坐飞机跑台湾，根本没你的份，搞那么多年，你还不是个上士，只要你设法能救出一个，把今晚大屠杀公诸社会各界，你就算立了大功，你要相信共产党的政策’等语。（我在向风口移动时，记得郑业瑞也在动）记得杨当时未吭声，又听到罗说：‘你要想办法嘛。’杨仍未吭声，我不禁就叫：‘能给我们搞到枪就好了，我们能打出去就打出去。’记得郑业瑞在后边也附和了几句，杨见有人插话，又叫喊起来：‘各人坐回自己的位置，不准乱动，谁动了就打谁。’我回到自己的床位上，但不久见杨出去了，谁也不知从哪儿传开了说：‘能出去的只有罗广斌了，坐飞机到台湾，其他的都要集体被枪杀了。’当时我也信以为真，就跑到罗的面前说：如能出去，给我家里带个信（记得我向罗说了自己家的住址，叫我妈不要伤心，叫我老婆自处，她还年轻），记得郑业瑞，还有好几个围着罗都叫给自己家里带信，罗发急了说：‘我一个人不能出去，要死大家就要死在一起，信也带不了。’杨不久回到楼下，大家的叫嚷停止了，各回原位，杨与罗又悄悄在风口谈什么，之后，杨又出去了一趟，回到风口处，杨给了罗一把钥匙，杨就匆匆出去了，这时罗就向大家宣布什么：‘杨钦典答应了把通路的门先打开，二号房的钥匙给了我，他有信号！在楼上蹬足三声就表示通路的门打开了，过了十分钟我们才能打开二号房冲出去。’并宣布什么：‘冲出去的路线是向后山坡，老幼互相照顾，三人一个小组’，他还临时指定杜文博、周居正、郑业瑞、毛晓初及他本人，各照顾一个组，扶持老人。罗一宣布后，大家就忙着准备，我赶紧换了衣服（把囚衣脱下，换上进狱时自己身上穿的衣服，又换上自己穿的皮鞋，皮鞋底下藏有文泽烈士的诗稿，那是原先彼此交换的诗歌）。也有换衣的，也有打小包袱的，乱作一团。突然，听到楼上蹬足三声，这时见罗就拿钥匙打开二号房的锁了，大家匆匆忙忙往外冲，我见有两个老头就扶他们一起走，临时互通姓名，才知一个是周绍轩、一个是尹子勤，我们刚到白公馆看守所的厨房后面，就听到山下有人问口令（往山下有条较宽的大路，到山底有个固定岗哨，出来的人有的往山下跑了）。接着，我们就听到密集的枪声，我把周、尹扶进乱草丛中后，叫他们各自分散走，我就单个一直向后山冲。黎明时，我看清了地形，才鼓足勇气跑上歌乐山的师范学校后面的那座山顶（未被捕前，我有同乡同学在师范读书或工作，曾到学校玩耍过）。到了傍晚，我进了师范学校，在同乡康顺天处住了一夜。29日，我又到北碚乡村建设学院在肖立、杨家珍处住下来，直到1949年12月2日，我才回到重庆市内，那时到处是解放后的新景象……”

毛晓初，被捕前是重庆大学的进步学生，解放后长期从事学校和科研单位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是当年白公馆与罗广斌一起制作那面“五星红旗”的难友之一。

在这场大逃亡中，最艰难的当数郭德贤了，因为她的身边有一个4岁的女儿小波和2岁的儿子小可。当时郭德贤的牢房在二楼，2009年3月8日，笔者在重庆红岩村有幸与这位大屠杀中英勇脱险的女性见面并听她讲述那段惊心动魄的脱险经历。

当时84岁的郭德贤老人这样说：“……27日那天晚上，我看见一批批同志分别被敌人拉出去枪毙的情景，我知道自己肯定是免不掉一死了。当时最紧张和害怕的是我的两个无辜的孩子，唯一心存的念头是敌人不至于将他们也一起杀掉吧。可老实说，又很害怕，因为就在几小时前，敌人不照样把王振华、黎洁霜夫妇的两个小孩都杀了吗？我女儿与儿子，一个4岁，一个才2岁，这么小他们就没得活命……这么一想我紧张极了，可又无可奈何！敌人是疯了，一群疯了的人你能想象他们干出什么呢？到了天黑，我给孩子们把衣服脱掉，让他们睡下，并在每个孩子身边放两块糖——这是平时难友们通过各种秘密渠道送进来的。然后，我又写上他们两个的姓名、出生年月和一些经历，用一个小盒子装好，放在小波的大衣口袋里。当时我想，这一夜我早晚会让敌人拉出去枪毙的。我死后，他们两个第二天醒来时，吃了糖后见我不在了，就会自己走下楼的，走到外面也许被什么人发现，如果碰上好心人可能会收养他们……这一夜，白公馆里面随时听到各种声音，有特务打人骂人的，也有难友们高喊口号和打招呼与我们‘再见’的，还能隐约听到断断续续的枪声。说不害怕是不可能的，可害怕又有什么用呢？我们既然是革命者、共产党员，又困在敌人的牢房里，只能面对死亡。于是，我独自坐在安睡着的两个孩子身边，望着可怜的孩子们，想到他们马上就要失去妈妈关爱的情形时，心里像刀刺一般。大约到了深夜两点钟的时候，突然听见有人在敲门，我以为是死期到了，可忽然听到的是小罗（罗广斌）的声音，他叫我赶快走。罗广斌是共产党员，我跟他熟。他急促地对我说，他们都撤退了，让我马上带着孩子跟他们一起逃出去。我一听，赶忙叫醒孩子们，慌忙地给小波、小可穿上衣服后带到楼下。这时，周居正过来帮我背小波，我就自己背上小可，然后跟着大伙一起往外逃生。哪知刚逃到白公馆的石梯，警戒线外的卫兵还没有完全撤走，对方一声：‘口令’，我们一个也没能答出来，于是，机关枪像雨点似的扫射过来，我们十几个人便一下子四面散开奔跑。我背着小可拼命地向山坡上逃，身后只听机枪子弹‘嗒、嗒……’地乱响，那时啥也顾不上了，一个劲地背着小可跑回到白公馆监狱的厨房后面那个石梯上，在这里见到了另一位逃生的李荫枫先生。他问我：‘伤着了没有？’我摸了摸小可，又摸自己，说没有受伤，但就是双脚软得迈不开步子。正在这时，好几只电筒光，还有机枪声又跟到了我们身后。我带着孩子又和李先生只好向山上逃命。跑到半山时，我实在是跑不动了。李先生便说：‘你和孩子就躲在那草丛里休息一下吧！’说着，他把他的大衣脱给了我。就在这时，后面的电筒光又追来了，转眼间李先生也不见了，我按住孩子躺在那草丛里不敢出声……幸好追来的特务未把我和孩子搜到。片刻，我突然听到女儿小波在附近叫‘妈妈’。我又高兴，又紧张，想答应她，可又不敢答应。后来再也没有听到她叫了，我担心得要命，怕她出事了，又心想：或许是背她的周居正同志捂住了她的嘴。要不，如果我出声答应了女儿，或女儿再要叫妈的话，可能我们都得被追赶来的敌人发现用乱枪打死了。这一幕好悬……就这样，我搂着儿子小可在草地里躺了好一会儿，听见特务们的汽车匆忙地在山下疾驶的声音。直到东方发白，我直起身子，往四周看——见渣滓洞那边的火光映得漫天通红。心想那边一定出大事了。于是，我马上背起小可往渣滓洞相反方向的歌乐山上跑，走着走着，脚底感觉特疼，一看是双脚光着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鞋子掉了。那个时候，逃命第一，啥都顾不得。后来我们翻过了几重山，跑着跑着，看到了公路，我认得这条路是通往成都的老成渝路。这时天有些亮了，看得到路上逃难的人很多。我心想，现在已经逃出白公馆魔穴了，谁都不会认识我，再看看自己的样子，也很像个逃难的人。在监狱里，平时只有穿囚服，27号晚上，我知道自己要被敌人枪毙了，就干脆换了入狱时带进来的旗袍，所以现在逃出来后，觉得这身衣服让我更像是个富家的逃难者了。这时，见路边有个茅舍，便想进去歇一下。走近一看，里面有位老婆婆，我告诉她，自己是做小的——就是富人家的小老婆，男人是做生意的，现在重庆在打仗，没处跑了，想在这儿住一宿。老婆婆一看我带着孩子，不像个坏人，便说，你就住嘛！又说，她只有红苕吃。我忙说没关系，啥都可以。老婆婆不仅让我和小可住了下来，还给我娘俩各找了一双鞋。睡了一天，第二天是29号，我看到公路上的解放军，便疯了似的跑过去大喊：‘解放军同志，敌人在大屠杀，你们快去救救我们的同志！’说着就瘫倒在地上……”

郭德贤后来带着儿子住进脱险同志联络处，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可是，她的女儿小波却走失了，是特务在追搜时，原先背着她的周居正与她失散了。29号那天，同是从白公馆脱险的罗广斌再见到周居正时，却没有看到小波。知道原因后，罗广斌立即组织大学和中学的学生们到歌乐山上去找，然而几乎翻遍了歌乐山，也没找到小波。当罗广斌将实情告诉郭德贤时，郭一听便昏了过去。

十几天后，小波终于找到了。郭德贤喜出望外。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大屠杀那晚，周居正背着小波逃生时，遇上追赶来的敌人，一慌神，两人一跤跌倒在山坡上，背上的小波被摔出好几米远。这时，四周漆黑一片，周居正爬起来四下摸了摸，没有摸到孩子，又不能呼喊，便独自藏了起来。4岁的小波一时也被吓蒙了，当她爬起来看身边空无一人时，惊恐地躲在农田的小水沟里不敢动弹。这时，特务们的车灯从她身边一晃而过，她顿时害怕了，叫了声“妈妈”，见没人应她，便再不敢吭声，加上又吓又累，便一头睡倒在田坎边。当她醒来时，天已大亮。一队国民党士兵从她睡的田坎走过时，她招手说：“叔叔，拉我上去。”一个士兵以为她是哪家百姓的孩子，伸手将她拉了上来，并问她：“你去哪？”她说：“你们去哪，我就去哪。”国民党士兵们觉得这个小女孩挺有意思，便将她拉上车，拉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重庆市中心的“精神堡垒”处，即现在的解放碑一带。到了那里，国民党士兵们把小波丢在了马路上。可怜的小波不敢远行，只得在路口游荡。天黑时，饥肠辘辘的小波蹲在了一个水果摊旁。摊主是位女的，叫王素珍，她早就注意到这个没人管的孩子，便问小波：“你住哪？”小波马上回答说：“我住白公馆。”王素珍是个老百姓，也不晓得白公馆是干什么的，只知道能住公馆的必是有钱人家，可眼前这个小姑娘为何穿得这样破呢？收摊时，小波无处可去，王素珍便把她领回了家。到家后，夫妇俩给小波吃饭，洗澡，换衣服，把她当作女儿养起来。王素珍家意外得了一个“女儿”，喜气洋洋；这边的郭德贤可是整天为失去女儿哭得要死要活。党组织和政府对她的事异常关心，派人四处张贴寻人启事，悬赏寻找一个穿着红毛裤的女孩。不久，一个市民提供线索：11月28日凌晨，在“精神堡垒”附近，有一群国民党士兵，从军车上抱下一个穿着红毛裤的女孩。这说明小波肯定还活着，党组织立即派人到重庆的《大公报》上作广告。说来也巧，一张登有这则广告的《大公报》正好贴在王素珍的水果摊旁。王不识字，但读报人的议论引起她的注意。她便请人把报上的字读一遍，当知道报上要找的孩子正是自己身边的这个女娃时，激动地搂住小波，喊了起来：“波儿，你的妈妈找到啦！”王素珍这对好心的摆水果摊的夫妇，立即抱起孩子，直奔临江门脱险同志联络处。

“妈妈！妈妈——”

“波儿！波儿——”

郭德贤母女抱在一起，悲喜交加。4岁的小波在流浪十几天后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至此，关于白公馆的这场大屠杀的叙述可以作一暂时的落停。此次国民党反动派对白公馆革命志士的大屠杀，共计有罗广斌、周居正、毛晓初、郑业瑞、任可凤、段文明、贺奉初、杜文博、杨其昌、周绍轩、尹子勤、王国源、李荫枫、江载黎、李自立、秦世楷、郭德贤、郭小波、郭小可等19人，在杨钦典、李育生的帮助下成功越狱脱险。另加死里逃生的谭谟，共20人是幸存者。现在仍在世的只有郭德贤、郭小波母女了（郭小可解放后意外死亡）。

（作者：何建明 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