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 | 第一章 血染红岩（9）

这一天，“黑牢诗人”蔡梦慰完成了他的长诗的《第三章意志在闪光》。他完全沉浸在对敌人暴行的仇视与对那些不惧毒刑的战友的崇拜之中……

监狱外面的天即将迎来黎明，而黎明前的黑暗在重庆歌乐山那一方土地上空更加黑暗。

此时，身陷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革命志士们虽然已经隐约能听到解放军的先遣部队开向山城重庆的阵阵炮火声，却没有完全预料到垂死的敌人已经开启了屠杀他们的具体行动——

11月24日上午，按照毛人凤和徐远举的指令，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面谕”文书组，将看守所全部档案、员兵、人犯名册和图书室书籍焚毁，并相继开释了保密局在押的违纪人员曾宜南、杨伯清、刘若水、李树等。

同日，毛人凤当面指示周养浩：清理丙种会报的积案，速列表呈送杨森核批。

“一下枪毙这么多人，杨市长会不会有异议？”周养浩接过名单，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在国共生死决战的关键时刻，像杨森这样曾与共产党的总司令朱德共事过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会不会“反水”？于是，这位忠诚于蒋介石的特务突然小心翼翼地问了毛人凤一句。

毛人凤冷笑了一声，说：“他连自己的侄女都不留情面，那些关在白公馆、渣滓洞里的共党分子跟他有什么关系？放心吧，委座已经给他许多好处了，谅他不敢这么忘情负义。”

“那就好。”周养浩说。

注意：毛人凤指令周养浩交杨森审核枪毙的“丙种会报的积案犯人”，并非是关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那些革命志士，而是关在另一处叫“新世界”的所谓“案犯”，共32人。

25日，杨森很快批准了周养浩送来的这份枪毙“要犯”的报告。周养浩从杨森处领取“核审”的报告后，即向毛人凤作了汇报。

“别忘了梅园那边还有两个人……”毛人凤阴阴地说。

“杨虎城的副官和勤务兵？不是说不杀他们了嘛？”周养浩一听，有些疑惑起来：9月份杀杨虎城时，他曾经专门为杀不杀杨的副官和勤务兵还特意问过徐远举，徐当时明确说是“上面”没说要杀这两个人。现在怎么又要……

“你去处理。总之，委座对留这样的人是不感兴趣的。”毛人凤又说。

“明白了。”周养浩知道怎么干了，他回去后就忙着这事，因为后面他还要做“更大的事”，而且时间已经没多少了。

于是，也有了当日下午4时左右，特务小头目杨进兴派白公馆看守杨钦典，杂工陈紫云、李大富到梅园下马路边挖坑。晚8时，杨进兴和白公馆看守组长安文芳以“坐飞机到台湾”为由，将杨虎城将军的副官阎继明、勤务兵张醒民骗出杀害。应该说，阎继明和张醒民是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杀害的。他们两人有这样的理由相信老蒋不会杀他们，其理由是：9月6日那天，如果老蒋已经下决心要“斩草除根”的话，那天晚上在杀杨虎城一家和其秘书一家时，连他们两个一齐“根除”还不容易？如果想杀，又何必要等到四五十天后的今天？阎、张，毕竟太天真了，他们哪里能知道老蒋对“西安事变”之痛恨！不杀张学良，其实也非他老蒋的真实愿望，只是迫于各种太多的压力而已。杨虎城是必死的，与杨虎城相关的人也是必死的，这两点他老蒋心目中一直十分清晰和坚定。对此，老蒋手下的人也是非常清楚。所以，现在杀杨的副官和勤务兵就是必然的。

蒋介石和那些追随他的国民党反动分子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才不会心慈手软呢！阎、张被杀后，由特务陈紫云、李大富草草掩埋在梅园下马路旁事先挖好的坑里。

“我不想看到重庆留给共产党一砖一瓦，更不想看到那些共党分子在毛泽东的军队进城后那种欣喜若狂的样子！”早在前两天，听说贵阳“失陷”时，蒋介石就咬着牙关对毛人凤这样说过。

“所以，该杀的都杀！该炸的都炸！”蒋介石又发狠地补充了一句：“早动手比晚动手要好。”

“是。”毛人凤对主子的指令从来不含糊。

现在留给毛人凤的就是最后两个问题了，即什么时候动手？怎么个动手法？

“从目前时局看，共党的军队至少还有十天八天才能打进重庆城来吧！”毛人凤掌握着“一线”的绝对军情，他在嘉陵新村6号的住所里不知掰过多少回手指，算来算去，共军进城至少也是在12月初吧！

根据这个时间表，处决白公馆和渣滓洞及“新世界”的二百多名共党“要犯”也是有足够的时间了——每天三十来个，七八天就够了。杀人魔鬼毛人凤盘算杀共产党人就像在玩麻将牌一样，轻松又惬意。

“从白公馆和渣滓洞先提30来个最不能留的要犯！”毛人凤正式开始启动了震惊中外的“11·27”大屠杀的行动令——

25日午后，特务徐钟奇来到毛人凤办公室楼下的房内列表核签白公馆处决名单。周养浩走进徐的办公室，看到处决名单中有关押在白公馆的王振华、黎洁霜夫妇的小孩小华、幼华时，有些惊诧地问徐：“怎么，连这两个娃儿都要处决？”徐答，“是局长的命令。”

周养浩不再说话了。这时，楼上的毛人凤正好从办公室出来，听周、徐的对话后，冷笑着对周养浩说：“你们自己的小孩都难保，这些小孩留下来还有什么用？”

“明白了，局座。”周养浩立即毕恭毕敬地说。

“局座。关于处决白公馆要犯的审核名单和渣滓洞的名单都在里面。”特务徐钟奇向毛人凤递上一个厚厚的档案袋。

毛人凤点点头，“这里面有黄显声、许晓轩、刘国等要犯，得请委座亲自核批。”说完，他向门外走去，突然又折身回头对周养浩说：“你通知徐远举处长，明晚让他到我这儿来一下。”

“是。”

敌人的屠刀已经拔出……11月26日晚，已从嘉陵新村移居“漱庐”何龙庆公馆的毛人凤，将渣滓洞大屠杀名单交徐远举执行。在此之前，徐远举已通知“乡下”公产管理组保管主任何铭组织人员挖埋尸坑。何铭动员交警二总队机二中队在松林坡挖了三个坑。事后给了一笔钱买来猪肉、香烟和柑橘，以示犒劳。

同日晚，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召集副所长谢旭东、看守长杨进兴等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由看守组负责执行，事务组负责掩埋。

当晚，渣滓洞内的“黑牢诗人”仍在向同室难友们诵读着他白天完稿的长诗《第四章欢迎呵，战友》——

　　欢迎呵！

　　亲爱的战友，

　　　　　同志。

　　你是来自何方？

　　哪一个村，

　　哪一座城，

　　已掀起解放的巨浪！

　　……

“妈妈，妈妈，我饿，饿……”这是另一所“人间地狱”里发出的一声声细弱的童声。这童声来自那座异常阴森的白公馆。

妈妈没有回答。妈妈看了一眼瘦得皮包骨的两岁儿子没有回答，只是把头扭到了一边，顿时妈妈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

“爸爸，我饿，饿！”童声转向一旁的父亲。父亲轻轻地抱住儿子，将其裹在怀里，轻轻地安慰道：“好儿子不叫，等天亮后爸爸一定给你弄点吃的呵！现在你睡，睡了就不饿。”

“可我睡了会更饿的。”儿子很不情愿地躺下，嘴里嘀咕着。

“哇！哇——！”突然，另一个婴儿在妈妈和爸爸中间大哭起来。

“不许出声！”铁窗口，特务的手电光射进楼下的那间孩子哭叫的囚室内。

“你没看是孩子饿了才哭的嘛！”爸爸和妈妈一边护着孩子，一边生气地回敬特务。

“等明天会有‘好吃的’给他们的！快睡觉，不许出声了！”特务凶狠地说着。

“听见了吧，明天爸爸妈妈一定会弄点好吃的给你们的。好，现在儿子们都睡吧，睡到明天天亮……”父亲抱起才八九个月的小儿子，嘴里轻声哼着：“宝贝，宝贝——你爸爸妈妈在天亮后一定给你们弄到好吃的……”

父亲唱着自编的摇篮曲，哄着儿子进入睡梦。而一旁躺着的妈妈则不停地颤抖着低声抽泣……

这是白公馆里一对特殊的患难夫妇，这是一个特殊的狱中患难家庭。

王振华和黎洁霜的大儿子，叫王小华，两岁。小儿子才几个月，叫王幼华。年轻的夫妇俩都不是重庆本地人。丈夫王振华，又名王树本，1909年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沦陷于日寇之手。当时正在北京大学经济系读书的王振华，立即投入了东北流亡学生的救国运动之中。王振华串联一批学生到南京请愿，结果被北大开除学籍。此后热血青年王振华转到上海，继续从事宣传抗日救国的活动，后因触怒了当局，遭到国民政府逮捕，关押了两年多。“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促成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王振华被释放出狱，赴香港短期停留并继续从事抗日活动，撰写了《沪港两地组织的争论》等文章。这时候，他与留港寻求抗日救国途径的广西苍梧籍女青年黎洁霜结识，两人相互倾慕，遂为知音。不久，这对恋人一同来到广西梧州，小住一段时间。随后王振华应重庆《新蜀报》的邀请，只身前往重庆当记者。后王振华又与几位青年知音创办了进步报刊——《工人呼声》，并公开在一些学校和工厂中散发，鼓动工人罢工。这一系列举措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强烈不满。1940年5月，王振华再次被国民政府逮捕入狱。经过严酷审讯，认定他为重犯，关进白公馆监狱。

王振华入狱时，他的恋人黎洁霜正在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读书。国民党特务在逮捕王振华之后，很快在搜查其住处时发现了黎洁霜寄给王振华的信件和照片。正在寻找王振华的黎洁霜就这样也被敌人逮捕。被捕后的黎洁霜，为了尽快与日夜思念的恋人见面，便声称她已和王振华结婚。这样敌人才把她一起关进了白公馆。

之后，敌人把王振华作为“重犯”转移到贵州息烽集中营长期监禁。

息烽集中营，是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反动派为了镇压共产党人和抗日爱国革命人士而设立的一座人间魔窟，位于息烽县城南不远的朗阳坝。这里地势险要，四面环山，碉堡林立，随山坡起伏，有三层城垣式的围墙。围墙之中又分三层，层层围住“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所谓的斋房。许多共产党员和抗日爱国志士都曾在这里被长期囚禁。

集中营的特务了解到王振华、黎洁霜有较高文化水平与才干，妄图软化拉拢他们，为其效劳。他们把王振华监禁在所谓“感化所”，不戴脚镣，门不上锁，在小范围内可以自由活动。黎洁霜则被关在“义斋”女牢，封为室长。狡猾的特务企图引诱王振华，要他跟他们一起干。这个阴谋被王振华当场揭穿，严词拒绝。敌人又要黎洁霜跟他们“合作”，监视同室“女犯”的情况。黎洁霜根本“不领情”，相反，她对同室女难友说：“你们放心，我是同王振华共患难的，不是向敌人打小报告害人的。”而这期间，她与从延安派回重庆作地下工作不幸被捕而关在一起的共产党员张露萍非常亲近、感情笃深，受张的影响，她的思想也进步了许多。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被迫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内处于暂时和平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提出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的情况下，不得已撤销了息烽集中营。然而，敌人所认为的“危险人物”和“重犯”们并没有获得释放。王振华和黎洁霜等人被转押至重庆白公馆继续监禁，关在楼下的一间阴暗潮湿的小牢室内。

这对革命的恋人在敌人的监狱里举行了他们的婚礼。

1947年，黎洁霜生下了第一个儿子王小华。狱中生活异常艰苦，做妈妈的黎洁霜没有什么奶水，所以孩子长得格外瘦小、畸形，头大身小。特务头子徐远举见此情景，觉得有机可乘，多次假惺惺地表示关心和同情王振华夫妇，以劝其写“悔过书”为条件释放他们全家，但当场遭到年轻妈妈黎洁霜的断然拒绝。对此，王振华骄傲地称妻子是“有骨气的巾帼女杰”。1949年初，黎洁霜又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取名为王幼华。残暴出名的刽子手杨进兴足下没有儿子，见到刚生下来不久的王幼华乖巧又可爱，便威胁王振华把小幼华抱走作他的儿子。王振华知道了杨的这个无耻企图，不予理会。黎洁霜则愤怒地骂杨进兴，并告诉他：“宁肯把孩子掐死，也不会给你这样的王八蛋作儿子！”

笔者在写作此书时，多次到过白公馆，也多次看过王振华一家四口住过的那间阴暗潮湿的牢房，每每在此停留，心头都会隐隐作痛：一对年轻的革命者，为了追求真理，他们双双入狱，又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结婚、生育，靠每天喝半碗发霉了的稀粥养育两个幼儿，而凶残的敌人在最后时刻竟然会对这样的一家四口采取了“斩尽杀绝”……

“大屠杀的那天，刽子手们最先把王振华一家从牢房里押出来。当时我们所有白公馆在押人员都以为再凶残的敌人也不至于将两个幼儿一起杀害，所以有人就喊了起来，说把孩子放下。可是特务们根本不听。我的牢房正在王振华一家的上面，下面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这时，只听敌人在催着王振华夫妇‘快走快走’，王家的两个小孩子吓得哇哇大哭。他们的母亲黎洁霜这时就向特务们乞求道：‘你们枪毙我们可以，给我们多打几枪，可把孩子留下来，他们还小呀！’谁知特务恶狠狠地回答她：‘不行！小崽子一起枪毙！’黎洁霜忍不住悲愤地痛哭起来。‘不要哭！跟这帮狗日的国民党反动派有什么条件可讲的？’只听王振华大声喝住妻子。后来，敌人就在白公馆外的松林坡将王振华一家全部活活地枪杀了。重庆刚刚解放，我和罗广斌等脱险同志到遇难烈士的被埋地现场，看到王振华一家四口死的惨状：夫妇俩各抱一个孩子，孩子的小手都是搂在大人的脖子上，子弹穿过孩子的胸部，小腰下全都被打烂了……那情景惨不忍睹。”笔者在2009年采访当年从白公馆脱险的郭德贤老人时，她这样回忆道。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残忍的屠杀之一。王振华的儿子在11月26日晚上时，还因为饥饿而向他的爸妈要吃的，无助的父母只好哄他到天亮后给他“弄好吃的”，王小华带着这份企盼而入睡。然而可怜的孩子哪知天亮后连发霉的稀粥都不可能再有了，等待他的只有惨遭杀害的命运。孩子什么也得不到，只能怀着极端的恐怖随父母迎接要命的子弹。最最可怜的是那个只有八九个月大的小儿子王幼华，当一串罪恶的子弹穿过他小胸膛时，他连喊一声“爸”“妈”都不会便永远地离开了他还很陌生的世界……

黎明前的黑暗如此黑暗，黑暗中的黎明啊你如此叫人悲愤！悲愤——！刽子手们对革命者的凶残屠杀丝毫不会因王振华一家的悲惨命运而慈悲手软，相反，他们举起的屠刀更加溅满了血腥……

有人说，疯狂的屠杀很可怕，其实理性下的屠杀更可怕。发生在1949年的重庆“11·27”大屠杀，即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者的那场屠杀是在周密计划、十分理性下实施的一次疯狂屠杀，因而，它的残忍更令人发指。

大屠杀从这一天早上就开始了——

1949年11月27日一大早，徐远举要求特务们六点前吃完早饭，然后“各就各位”，“坚决彻底地完成好任务”。

“是！为党国效劳！为委座效劳！坚决完成任务！”特务们像喝了鸡血似的充满杀气，他们异口同声地表忠心。

“突突……”这时，只听白公馆响起一阵马达声。这是看守所所长陆景清坐着白公馆仅有的一辆三轮摩托进城找毛人凤。而与此同时，关押在“慈居”地下室二处看守所的17名政治犯和嫌疑犯当中的王有余、朱镜也一早被移送到渣滓洞。

上午，徐远举在老街“慈居”二楼处长室，召集雷天元、龙学渊、熊祥密商，决定由雷天元、龙学渊共同主持渣滓洞大屠杀，熊祥、李磊带人具体执行；徐远举要求在执行时须特别注意内外警戒，避免枪声惊扰。羁押在白公馆的案犯一并执行，执行完毕后焚毁渣滓洞监狱。

下午4点半钟左右，白公馆监狱还没有开晚饭，陆景清从城里回到“乡下”卧牛石登记室，急忙打电话到白公馆找杨进兴接电话，命令杨立即开始进行白公馆大屠杀。毛人凤从蒋介石那里获得核批的这次大屠杀计划共要杀害28人。

需要作一交代：当时在大屠杀开始之前，白公馆尚关押有“囚犯”约50人，其中20人如黄显声、李英毅、许晓轩、谭沈明、文泽、冯鸿珊、李仲达、石作圣、陈河镇、宣灏、王振华、黎洁霜等是属于保密局司法处管理的，另有周从化、黎又霖、王白与、周均时、刘国鋕、罗广斌等27人则属于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管理但寄押在白公馆的。对保密局司法处管理的囚犯，由毛人凤亲自安排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指挥看守长杨进兴实施屠杀；对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寄押在白公馆的囚犯，则由保密局西南特区专员、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二课课长雷天元，在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的指挥下实施屠杀。

身陷白公馆监狱的“要犯”们虽知行将灭亡的国民党反动派肯定早晚会向他们下毒手，但敌人到底何时举起屠刀仍不十分清楚。

这一天早饭后，单间关着的黄显声将军照旧起来理了理他那刚硬的头发，然后挺起胸膛，做了一个深呼吸，又重新开始他每天坚持的“狱操”。所谓“狱操”，就是在狭窄的牢房里来回转圈走动。这也是将军被关10余年能够保持身体健康的秘诀。

“黄将军，今天有什么好消息？”隔壁的囚室里，传来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刘国鋕的低声询问。

黄显声依旧不动声色地在走动。突然，不知不觉中他将一个废烟盒扔到刘国鋕他们的牢房门缝口……

这是陈然、罗广斌、刘国鋕等地下党员举办的监狱“挺进报”的消息来源渠道——由黄显声从《中央日报》等国民党报刊上获取消息，再由陈然、罗广斌、刘国鋕等人通过狱中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渠道在狱中传送。

11月27日，黄显声仍然做着他的这份“特殊工作”。这是他到白公馆后自认为最有意义的事。作为爱国将领张学良的部下和1938年正准备投奔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党53军中将副军长的黄显声，特务们对他既仇恨又有几分惧怕。黄显声在监狱里享受一些特殊待遇，比如看报，而这也正好让他能够有机会接近狱中的共产党组织和爱国革命志士。当时监狱里的多数共产党员并不知道身穿国民党军装的黄显声其实与我中国共产党早有密切的联系，这位1917年就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东北好汉，跟随张学良后，在东北军中威望极高。“西安事变”后，他曾多次向周恩来提出到延安学习的请求，因周恩来希望他留在国民党军队里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一直在国民党的53军中从事爱国抗日和反蒋的军事斗争。黄显声的所作所为，自然令蒋介石怀恨在心。

1938年2月2日，在蒋介石指令下，特务们设下圈套，在武汉将黄显声将军逮捕。黄显声被捕后不久，被转移到湖南益阳，1939年又转移到贵州息烽集中营。

囚禁在息烽集中营的政治犯，过着非人的生活，通常都是十几个人被关在一间小黑屋里，特务们还美其名曰“斋房”。此牢房几天不倒一次马桶，室内臭气熏天，蚊蝇蛆虫成堆，每人以一尺宽的地板当床。一天两餐饭，每餐不超过两小碗霉饭烂菜。凡是蹲过这个监狱的人都不同程度地会患上肠胃病和瘫痪、风湿、浮肿、夜盲症等疾病，甚至活活被折磨致死。然而，在息烽集中营里的难友们在狱中地下党领导下，依然进行坚强不屈的斗争。后来敌人才答应每隔一周或两周“放风”一次。这里“放风”是用竹子在靠近“斋房”的平地上编成一个笼，把“囚犯”一批一批地赶进竹笼，让他们在里面走走，稍微活动一下又关进监狱。站在这个竹笼里只能抬头看天，其他什么也看不见。凶残的敌人想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手段来磨灭革命者的意志。

黄显声看着这个惨无人道的集中营，心中充满了悲愤。面对敌人，他大义凛然，毫无惧色，并经常对难友们说：“咱们坐牢也要做一个‘虎入笼中威不倒’的硬汉，咱们是不怕这些狗看守，只有让他们怕咱们才是！”黄显声自己首先说到做到。监狱里生活条件极其困难，可黄显声总是昂首挺胸，从不垂头丧气。他声音洪亮，步履刚健，时时表现出一副标准的军人风采。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一本臭名昭著的小册子《中国之命运》，伪造和涂改中国历史，贩卖反动法西斯毒素。息烽集中营特务头目周养浩却奉若“新约圣经”，布置全监“政治犯”不仅必读，还要写读后心得。周养浩出了邪招：每月向“囚犯”们发笔记册两本，逐日收回，审查内容。黄显声对此极为愤慨，冲周养浩等特务说：“一个丧权辱国的人还能写什么书？”黄显声拒不写心得，并把发给他的笔记本作大便纸用了。周养浩又恼又没办法，最后也只好作罢。这年周养浩又弄出个“生产组”的名堂。四组组长郑星槎，是个军统成员，原在国民党海军任舰长，由于触犯军统纪律被关押，在息烽集中营是个受优待的犯人，周养浩很器重他。因此，郑星槎便仗势欺人，对同监难友随意使唤，稍不如意就张口骂人。有一次，郑星槎来三组要文具纸张，却不遵守领物手续，反而破口大骂组员尚承文，黄显声再也压不住胸中怒火，举拳将郑星槎痛打一顿。周养浩十分恼火，认为打狗要看主人的面，这是打奴欺主。于是，周养浩便在星期一的纪念周会（国民党搞政治说教的一种形式）上，宣布黄显声违犯监规，要他当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黄显声根本不吃这一套，在众目注视下，他以压倒敌人的气势，迈开矫健的军人步伐，昂首阔步走上前台，挺胸直立，目光炯炯地怒视着周养浩，最后迫使周养浩不得不就此罢休。

1944年冬，军统息烽训练班送来一批表格，这是一种五人连环保的指纹表，规定每人在表上盖十个指纹，再填五人连环保。全监狱难友都很气愤，认为这是侮辱人格的做法，但又敢怒而不敢言，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黄显声身上。黄显声拿着表格直奔营部办公室对周养浩说：“我是不填这种表格的，也不盖什么手指纹印子，你们不放心，可以把我送到斋房去。”周养浩自知不是黄显声的对手，只好连忙解释说，这个表格并非监狱所制，是训练班送来作实验的，不填就算了。此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硬的不行，敌人又施展软的办法，企图软化黄显声。这年冬，重庆送来一批旧棉军衣，说是发给被关押的“修养人”御寒，集中营的职员则每人发一套新棉军衣。周养浩特意叫总务组为黄显声发了一套新棉衣，试图拉拢。黄显声拿到新棉衣后，立即到总务组保管被服处换了一套旧棉衣。周养浩看了很奇怪，问黄显声：“我叫他们发新的给你，你为什么还穿的是旧棉衣呢？”黄显声说：“我坐牢就应该穿旧的，这件棉衣虽然破旧，经我洗净补好后，穿在身上从心里感到干净利落，新棉衣不合我身份，我穿不惯。”周养浩碰了一鼻子灰，只得悻悻而去。集中营生活组卷烟部，除生产一般纸烟销售外地，还生产一种“四一”牌优质香烟，赠送特务首脑或其他军政人员享用，集中营内只有周养浩一人能吸这种烟。黄显声吸的烟都是在“四一合作社”购买的一般香烟。有一次，周养浩指着黄显声吸的香烟说：“以后吸烟就到卷烟部去拿优质的‘四一’牌，不要到合作社去买了。”黄显声当即拒绝说：“那种烟我吸不惯。”为了避免周养浩再来找麻烦，他干脆托人在贵阳买来烟丝、卷烟纸、香料，并用木板自造了一个木卷烟机，自卷自吸。这个卷烟机后来一直带到重庆白公馆。黄显声对难友黄彤光说：“吸烟本是一个小节，但不能因此玷污了我的人格。”

黄显声为人豪爽侠义，就连那些杀人不眨眼的特务们，也对他十分敬畏。他被转移到重庆白公馆监狱后，被许可在管理人员陪同下到狱外散步、游泳。因为囚禁的时间久，同其中一些特务有些交往，可以到特务家里玩。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要对白公馆被关押的政治犯下毒手，这件事黄显声事先已有所闻，知道自己也免不了一死。黄显声的朋友和部下为了营救他，设计了越狱方案，甚至买通了看守。在这生与死的关头，黄显声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全狱的囚友，他说：“假如我逃走，狱方事后发现，必然加强警戒，那么其余的人一个也逃不出来，而且更会加速把他们统统杀掉。所以我不能一个人逃走。要逃，所有的囚友应当一起走。”

这就是黄显声。一个爱国将军，一位共产党的挚友。

1949年1月底，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军队主力基本被消灭，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前夜。黄显声根据人民解放战争进展情况，曾向白公馆的“政治犯”、看守特务做过种种分析，他预言上海可能在端午节前后解放，重庆可能在年底前后解放，这些科学分析表明了黄显声卓越的军事眼光。

1946年秋，国民党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贵州息烽集中营被关闭。黄显声被转移到重庆白公馆监狱。

白公馆关押的政治犯是敌人认为比较重要的人物。他们多数来自贵州息烽、重庆望龙门、石灰市等监狱，黄显声、宋绮云、许晓轩、许建业等都被囚禁在这里。黄显声被关押在二楼靠左边的一间屋子里。有一天，黄显声突然发现身边有个又瘦又小的男孩，那孩子身体特别细弱，圆圆的头，一双纯真的大眼睛，身上穿的衣服虽是旧的，但很整洁。这个孩子就是共产党员宋绮云、徐林侠的幼子宋振中，《红岩》中“小萝卜头”的原型。宋绮云夫妇在白公馆关押期间，一家三口住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宋绮云在牢房关押时间太久，身体十分虚弱，无力教育自己的孩子，“小萝卜头”六岁时，父亲曾乞求特务让孩子出去读书，特务回答“这是不可能的事”。“我来当‘小萝卜头’的老师”，黄显声知道后主动提出。从此，黄显声就成了这个刚满六岁的囚中学生的老师。他第一课教“小萝卜头”的是：“我是一个好孩子，我爱中国共产党。”黄显声对“小萝卜头”每天的学习安排是：上午学习语文和算术，下午学习俄语和图画。“小萝卜头”在黄显声培养下，学会了简单的俄语会话，遇到特务监视他们，一老一小就用俄语交谈。后来“小萝卜头”就是用这种敌人听不懂的俄语给狱中地下党传递信息。

“小萝卜头”和父母及杨虎城将军被特务分子用极端残忍的方式秘密处死的消息，黄显声是知道的。毕竟数回与老蒋斗争，黄显声知道重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解放之前，他和数十位在白公馆被关押的“要犯”不会有什么好的命运，因此，前些日子，黄显声准备了一把自卫的武器——匕首。从已有的历史档案和敌我双方相关人员那儿获得的材料中，还没有见过白公馆、渣滓洞两处监狱里的革命志士手中有过比一把匕首更重要的自卫武器了。

27日下午，时针刚过四点，白公馆突然里外三层被荷枪实弹的国民党特务宪兵团团包围着。

“黄显声先生请出来！”看守长杨进兴跑到楼上的第二牢房，装做很客气的样子，叫道。

“什么事？”黄显声预感是敌人有“大动作”，便佯装不知，询问了一声。

“所长请黄先生谈话，马上走，李副官也一道去。”杨进兴这样回答道。

“谈话？”黄显声一听，便知凶多吉少，于是他趁戴帽子的机会，把珍藏在铺盖下的匕首迅速放到身上，然后走出牢房。他的身后，是追随张学良将军多年的副官李英毅，两人一齐跨出牢门。黄显声将军走到白公馆院坝中间，以军人的特有姿势，向牢中的难友们挥手“再见”。

“再见！黄将军走好……！”难友们深情而悲愤地目送黄显声和李副官走出白公馆，只见他俩迎着北风，向溪边的步云桥走去。

这是一座年久失修的破桥，当黄显声的脚刚踩上桥面的一块枯朽的木板时，特务杨进兴迅速从腰间拔出无声手枪，朝黄显声的背上连开两枪，罪恶的子弹一颗打穿左臂，一颗打穿后背。受到袭击的黄显声猛地摇晃着身子，踉跄地朝前迈了两步，艰难地站住后，缓缓转过头来……只见他满嘴吐着鲜血，愤怒地使出全身力气，冲特务们骂了一声：“你们这些国民党法西斯……！”便应声倒在了血泊之中。这时，站在杨进兴身旁的另一特务也举枪向李副官射击，中枪者“哎呀”一声，横倒在黄显声身边。特务杨进兴似乎还不解恨，上前一脚踏住已经断气的黄显声的颈子，从死者手腕上扒下一只自动表，又随手捡起掉在地上的黄将军的礼帽。“他身上怎么会有匕首啊？”突然，杨进兴从黄显声的腰间摸到了一样东西，让他大吃一惊。“干完了吗？”这时，驾着摩托车的陆景清正好从毛人凤那里回来。神魂未定的杨进兴举着匕首，跳上车子后对上司说：“事倒做完了，没想到黄的身上会有这东西啊！”“要小心点，要犯们厉害着呢！”说着，两人乘车一同回到白公馆，准备实施他们的第二批屠杀……

“刘笃一、白银山！你们两个出来，保人给你们开释了！”杨进兴一回到白公馆，便嚷嚷开粗嗓门，以又一个谎称点了两位被军统内部关押的“违纪分子”名字。几分钟后，刘笃一、白银山以同样的方式被枪杀于步云桥边。

此时，天色渐黑。特务们似乎不再顾忌什么了，看守宋惠宽、程遂愿押着谋刺蒋介石的嫌疑犯何仲甫和陈为诚，刚出白公馆，就在左侧转弯处的桃园边将何、陈处决。特务们分别从陈为诚的手腕上抢下手表和金戒指，然后两个刽子手互相往对方的肩膀上捶了一拳，乐呵呵地说：“收获不小！”

此刻的白公馆内极度紧张，难友们知道特务们的大屠杀已经开始，而刽子手们也不再遮遮掩掩了，按照预先的分工，他们有人负责在监狱里点名提人，有人则把人押到白公馆外面的松林坡和步云桥两个地方实施枪决，有人则在这两个地方挖坑埋尸，“一条龙”的杀人如屠宰牲口那么简单，那么程序化，那么满不在乎……

特务杨进兴所带的刽子手们从下午四点多一直延续到晚上八九点钟，先后连续进行了四批屠杀，整个白公馆已是一片血腥和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与“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国际歌》声。

“不许唱！死到临头了你们还唱什么？”特务们气急败坏地用枪托敲击着一个个牢门，然而整个白公馆的每一个囚室内的难友们此时已不再理会这些恫吓了，他们依旧高呼口号或高唱《国际歌》。有的则直冲特务们怒吼道：“你们这些狗东西，今天你们杀了我们，明天解放军绝不会饶过你们！”“哈哈，明天我们在阴间等着你们这些王八蛋！”

“真是不可思议，都快死了的人，嘴还那么硬！”特务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特务们自然不知道，其实就在大屠杀开始的前两天，监狱里的临时地下党支部便作出了决定：在敌人很快实施杀人计划时，作为共产党员的狱中同志，必须做到临危“脸不变，心不跳”。当敌人行暴时，可以呼口号、骂反动看守和特务们，以鼓舞斗志和士气。地下党支部的决定给了难友们极大鼓舞和教育，因此，每当敌人押走一批同志时，狱中留下来的人会自觉地呼口号、骂刽子手们，而且轮到自己被敌人拉出去枪毙时，依然面无惧色，表现出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的本色，这些都在敌人阵营里引起巨大的恐慌和紧张。

（作者：何建明 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