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
陈丕显同志曾多次提出到北京治病,未予置理。最近上海市委安排他为市革委会副主任。我的意见,他还年青(不到六十),也有能力,是否可以考虑:先调来北京,然后分配到那个省去工作。是否妥当,请示。
邓小平
九月廿九日
这是1975年9月29日邓小平就解放陈丕显给毛泽东的信。
信中说:“我的意见,他还年青(不到六十),也有能力,是否可以考虑:先调来北京,然后分配到那个省去工作。”次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按照毛泽东的这一批示,10月上旬,在邓小平的亲自安排下,历经劫难的陈丕显调回北京,安置在中组部的万寿路招待所;10月14日,邓小平会见了陈丕显。两年后,陈丕显调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邓小平历来十分关心、爱护老干部。1975年,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工作,他大胆起用老干部,认为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落实政策,团结、使用和依靠老干部。推动陈丕显问题的解决,便是他关心老干部、爱护老干部的一个缩影,也是他团结、使用和依靠老干部的一个范例。
1975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上海同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马天水谈话。针对上海地区批判经验主义的做法,他敏锐地指出:“你们这里批经验主义很凶哟。”“老干部刚开始敢抓一点工作,这样一批,谁还敢抓呀?中国这么多人口,国民经济搞不上去怎么行?我们一定要搞上去。”
同年9月25日,邓小平出席中央军委举行的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和空军领导班子配备问题,他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他说:“我看现在党内存在一种倾向,看风向,顺杆爬。这是从井冈山以来我们军队没有的。现在第一步需要一些老同志出来工作,进行整顿,把作风搞正。第二步是选一批四十岁左右的人接班。搞接班人,一般要经过各级锻炼,取得各级的领导经验,但不排除把个别的有特殊贡献的一下子提到高级领导岗位。要一步一步地发现品质好、党性好、正派的人,提拔干部要上台阶,快些可以。”针对当时一些不重视,甚至对老干部没有感情的思想倾向,他还有针对性地指出:“对落实政策,一种人热心,一种人不热心,对老干部没感情。有的人错误就那么大嘛!我犯过错误,主席还是要我工作嘛!”
1975年10月,在中共中央任命贾启允为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之前,邓小平又叮嘱他到云南后要放手发动群众,坚决反对派性,抓好领导班子的调整,团结、使用和依靠老干部。
除了上述三次重要谈话之外,在1975年全面整顿的特殊背景下,邓小平还反复强调要重视落实干部政策,充分发挥老干部的作用,要建立一个坚强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他指出:“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领导班子问题,是关系到党的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的问题。”要发挥老干部、中年干部的作用,提拔青年干部要讲“台阶论”,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对闹派性的,有严重问题的领导干部,要按照不同的情况,分别给予不同的处理。
正是基于上述思想,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邓小平对万里、张爱萍、周荣鑫、胡耀邦、胡乔木等老干部委以重任,全力支持并大胆放手让他们去领导一个方面的整顿工作,从而使整顿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后来,在回顾1975年的整顿经验时,他说:“一个人才可以顶很大的事,没有人才什么事情也搞不好。1975年我抓整顿,用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样。”
在提出要充分重视落实干部政策的同时,邓小平还强调要为群众特别是那些老工人、技术骨干、老劳模落实政策。他指出,不仅要给戴帽子的受害者落实政策平反,还要解决受牵连人和虽然未戴帽子而受了伤害人的问题。他说:“必须认真落实政策。从解决铁路问题、徐州问题的经验来看,落实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落实政策,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到牵连的人的问题。”“还要特别注意那些老工人、技术骨干、老劳模,要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邓小平对老干部的这些关心和爱护,使得更多的蒙受冤屈的党员干部看到了自己获得平反、获得解放的希望。为此,他们开始不断地向毛泽东、邓小平和党中央写信申诉。也正因为如此,1975年前后,有许多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重新回到了重要的领导岗位。比如,余秋里担任了国家计委主任,谷牧担任了基建委主任,张劲夫担任了财政部长,余秋里、谷牧等人还同邓小平一起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他们共同协助邓小平开展整顿工作,不仅使全国的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形势有了明显好转,而且为后来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积蓄了干部力量,作好了组织准备。后来,正是他们这样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历尽磨难、坚持抗争的领导干部,在邓小平的正确领导下,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虽然不到一年时间,成绩却十分显著。在邓小平的努力下,一大批被长期关押、审查的老干部获得了解放,不少人重新分配了工作,回到了领导岗位。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重新恢复和建立起来。从中央各部委到各省、地、县以及基层单位的各级领导,经过调整充实,逐步克服了“软、懒、散”的状态,进入正常工作秩序。社会秩序也逐步趋于正常,全国上下呈现出安定团结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