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重庆》 | 记忆重庆 记住乡愁（一）

重庆是一座山城，也是一座江城，江山之城，自有江山品格。

重庆人创造了灿烂的巴渝文化，形成了光荣的革命传统，涌现出一大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从而铸就了悠久的历史，书写了灿烂的篇章，养育了独特的精神。

早在204万年前，三峡一带就有直立的“巫山人”在生存、发展。龙骨坡“巫山人”的发现，证明三峡地区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亚洲人类的起源地。距今20万年前，重庆地区的长江两岸就出现了以采集和狩猎为主的人类活动。距今6000余年前，这里就出现了使用石斧、石锛、骨镞工具和饰品玉器、彩陶的先民，形成了“石之精灵，骨之魂魄”的“大溪文化”。4000多年前，大禹治水来到重庆，娶妻生子于涂山，“三过家门而不入”，得神女之助，开凿夔门，导江入海，构成了生生不息的“大禹文化”。

据文字记载，重庆的历史大约起于商代武丁时期，距今已有3000多年。巴人建巴国，都江州（即今重庆市）。周武王灭商后，封姬姓族人于巴。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国，置巴郡，郡治在江州。直至南朝梁大宝元年（550年），梁简文帝置楚州，辖六郡，其治与原巴郡相当。北朝西魏时期，改楚州为巴州；到了北朝北周孝闵帝元年（557年），又改巴州为楚州。隋开皇三年（583年），取消郡，改楚州为渝州。隋大业三年（607年），改州为郡，置巴郡与涪陵郡。唐武德元年（618年），又改巴郡为渝州，改涪陵郡为合州。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改渝州为恭州。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正月，孝宗封其第三子赵惇为恭州恭王。二月，宋孝宗传位给赵惇，为光宗皇帝。赵惇自以为在此先称王后即帝位是双重喜庆，遂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由此得名。宋代以降，重庆作为区域军政中心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而且凭借两江交汇的自然特色和资源丰富的经济优势，逐渐成为区域商业中心。明清时期，重庆已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物资集散地。清朝末年，经《中英烟台条约》（1876年）及《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1890年），英国强迫重庆开埠，重庆迈入近代门槛。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重庆反正，成立蜀军政府，辖川东南57州县。1929年重庆正式建市。抗战全面爆发后，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庆是西南大区首府，为中央直辖市。1954年西南大区撤销后改为四川省辖市。1983年重庆率先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永川地区并入重庆市，实行计划单列，赋予省级经济管理权限。1992年，重庆辟为沿江开放城市。1996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重庆市代管四川省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撤销原重庆市，重庆直辖市管辖原重庆市和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所辖行政区域。

在3000多年的重庆城市发展史上，中央政府曾四次对重庆实行一级行政机构管理——重庆曾经历过四次“直辖”。

第一次“直辖”：在统一中国的大业中，秦置“巴郡”。战国时期，秦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灭巴国。公元前316年，秦置“巴郡”，以江州城（今重庆市主城区）为首府。当时的“郡”相当于今省或直辖市一级行政机构。这既是统一的中国中央政府对重庆实行一级行政机构管理之始，也是重庆代表中央政府管辖巴渝地区之始，迄今已2333年。

第二次“直辖”：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升重庆市为“特别市一陪都”。重庆建市于1929年，初为省辖“普通市”。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遂以普通市担负起战时首都的重任。1938年9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重庆在作为四川省辖市的同时，照特别市（直辖市）组织，其行政地位开始超过省会城市和其他大城市。1939年5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正式将重庆升格为直隶行政院之“特别市”（直辖市）。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训令：“明定重庆为陪都”。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重庆以“特别市——陪都”成为中国战时首都，为中华民族取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彻底胜利，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第三次“直辖”：重庆“直辖市”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诞生。解放以后，中央人民政府设立重庆“直辖市”。当时的重庆是我国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西南地区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所在地。当“一唱雄鸡天下白”，“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时候，在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直接领导下，重庆成为新中国最早的“直辖市”之一。

第四次“直辖”：重庆在世纪之交成为新中国第四个直辖市，也是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揭幕。如今，重庆正发挥着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作用，朝着城乡统筹发展的国家中心城市迈进。

（作者：周勇 傅德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