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手迹故事》 | 百色、龙州起义：和韦拔群的深厚情谊

韦拔群同志以他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解放的事业，最后献出了他的生命。

他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

他最善于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对人民解放事业，具有无限忠心的崇高感情。他不愧是名符其实的人民群众的领袖。

他一贯谨守党所分配给他的工作岗位，准确地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他不愧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

韦拔群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纪念他！

邓小平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

这是1962年12月邓小平为纪念韦拔群牺牲30周年所写的题词。韦拔群是壮族人民革命的卓越领袖、中国农民运动的先驱者、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左右江苏区的主要创建者。他和邓小平、张云逸等一起带领左右江各族人民进行了长期的百折不挠的英勇斗争，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韦拔群面对大革命的失败和蒋介石的屠刀，毫不畏惧，毫不气馁，仍然率领右江农民坚持斗争。1929年3月，蒋介石和桂系军阀发生混战。三个月后，桂系军阀落败，广西政局发生变化。掌握广西新政权的俞作柏和李明瑞，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靠近革命，要求中共派干部协助其工作。党中央抓住这一有利的时机，7月，选派中共中央秘书长、25岁的邓小平带领一批党员进入广西南宁，由邓小平统一领导广西的革命斗争。邓小平化名邓斌，以广西省政府机要秘书的公开身份与俞作柏、李明瑞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邓小平等利用合法和半合法地位，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和工农革命武装力量。从此，广西革命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形势。

在这期间，韦拔群在东兰、凤山一带，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广泛开展农民运动，扩大农民自卫军，加强农民武装，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基础。

邓小平早就知道韦拔群在广西搞农运很出色，但为了保密起见，没有直接和韦拔群见面，却对韦拔群的农民运动十分关注和支持。邓小平通过做统战工作，使俞作柏、李明瑞同意开放工农运动。1929年8月，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邓小平积极促成韦拔群出席会议，并当选为省农协筹备处副主任。俞作柏、李明瑞同意以成立“右江护商大队”的名义拨给韦拔群一个营的武器装备，即300多支步枪，两万多发子弹，还同意韦拔群的东兰农军300多人到南宁郊区西乡塘进行军事训练。也就在这一时期，在邓小平的推动下，韦拔群被中共广西特委正式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料，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不到三个月，就贸然决定参加广东军阀张发奎组织的反蒋战争。他们不顾邓小平的劝告，于1929年10月1日在南宁召开了反蒋誓师大会，并挥师东进与蒋军作战，结果部队还没迈出广西省界，反蒋之战就宣告失败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即刻举行兵变，把所控制的部队拉出南宁。他命令中共党员俞作豫掌握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转移到左江龙州，命令中共党员张云逸掌握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携带南宁军械库所有的武器装备西进右江地区，命令在西乡塘的韦拔群立即停止农军训练，率队赶回东兰，为“工农武装割据”作准备。这是党的兵运工作策略在广西的一次成功实践。

10月中旬，邓小平、张云逸等率领我党掌握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部分教导总队来到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右江地区的百色县城，准备举行武装起义。

就在邓小平等进入百色前后，韦拔群于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率领东兰、凤山农军1000多人，攻克东兰县城，赶跑了反动县长，捣毁国民党县政府，并将中共东兰县革命委员会迁入县城办公。韦拔群的实际工作，为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准备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促进了革命斗争的迅猛发展。邓小平曾对此作过评价：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他高度赞扬了韦拔群在开辟革命根据地方面的功绩。

1929年12月，在广州起义两周年之际，按照邓小平、张云逸等的部署，中共广西前委在百色举行武装起义，宣告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1930年3月，中共中央指定邓小平为红七军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军长。红七军共辖三个纵队，韦拔群率领的东兰、凤山一带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红七军第三纵队，韦拔群任纵队司令，李朴任政治部主任，钟鼎任参谋长。1929年12月11日，在恩隆县平马镇召开了右江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右江工农民主政府，雷经天当选为政府主席，韦拔群、陈洪涛等当选为政府委员。

1930年2月，邓小平又领导发动了龙州起义，建立了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根据地。

这年4月，邓小平带着一班警卫从左江冲破敌人层层封锁，冒雨来到右江苏维埃政府、右江特委机关所在地东兰武篆。这里是韦拔群的家乡，邓小平见到了韦拔群。这也是邓小平与韦拔群第一次见面，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当晚，他们长谈到深夜。在与红七军主力会合失败后，邓小平在武篆又继续居住了一个多月。他在这里同韦拔群、雷经天等一起，领导东兰、凤山地区军民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

这期间，邓小平随韦拔群一起住进魁星楼。趁此时机，邓小平还在武篆旧州屯开办了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学员有韦拔群等红七军第三纵队的领导干部、雷经天等右江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也有东兰和凤山县委及部分乡区的党员干部。邓小平亲自编写了《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口号》《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党的问题》等课程的教材，并亲自给学员上课。韦拔群既是教员又是学员，每逢邓小平讲课，他都要到场听讲。邓小平是四川人，乡音难改，有时有的学员听不懂四川话，他就请韦拔群做翻译。

韦拔群同邓小平一起，在东兰武篆进行土地革命的试点工作。他们经常深入到东里屯、板勉屯、旧州屯等地进行阶级关系、土地占有情况等方面的调查，了解广大农民对土地革命的具体要求。为了摸索、总结经验，韦拔群亲自到自己家乡东里屯试办共耕社，并动员家人带头入社。韦拔群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善于联系群众，团结群众。为了发动在东兰境内的瑶族同胞，他不辞辛劳地跋山涉水。他和瑶族同胞一同吃糠咽菜，一同睡在火塘旁，同贫苦群众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群众称他为“拔哥”。在韦拔群的宣传发动下，全屯120户都入了社。共耕社举行成立庆祝大会时，韦拔群与邓小平、雷经天等一起，佩着红领带出席。韦拔群在会上号召说：“今天的大会是从来没有的大会，我们就是要做过去祖宗没有做过的事情。现在成立共耕社，大家要努力搞好生产，拔掉穷根，过幸福生活。”邓小平也代表红七军前委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希望共耕社“成为一个发展生产的火车头”。邓小平和韦拔群对共耕社很关心，经常深入了解群众对共耕社的思想反映，及时解决生产和办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东里共耕社在乡工农民主政府领导下，按全乡人口和劳动力等条件，分成七个生产队，划分耕作区，耕牛和农具统一使用，土地和种子统一调配，劳动力统一安排，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集体生产。由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精耕细作，获得了当年粮食大丰收，贫苦农民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

邓小平和韦拔群既有敢于试验和探索的革命精神，也持慎重的科学态度。他们没有因为东里共耕社获得当年增产而全面铺开，除了在其他县个别乡继续试点外，其余都采取“分配农民个别耕种”的分耕制方式进行。根据试点的经验，邓小平、韦拔群等一道制定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以右江苏维埃政府名义发布。《土地法暂行条例》对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没收地主土地财产的原则，分配土地、耕牛、农具的方法，以及发展农业、商业的举措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成为后来右江地区各县开展土地革命的准则。

在邓小平、韦拔群等的正确领导下，右江地区条件成熟的乡村，都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广大各族贫苦农民分到土地后，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更加热爱新生的红色政权，热爱工农红军。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共产党真好！土地革命真好！”当时流传着这样的山歌：“跟着共产党，翻身各有份，不论老和少，人人有田耕。人人分得地，户户有田耕，土地回老家，枯树发新芽。”在共同的革命工作中，邓小平和韦拔群也加深了革命的友谊。

1930年10月，红七军主力奉命北上，离开了右江革命根据地。北上前，红七军集中在河池六甲一带进行整编，军前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全国红军统一番号，宣布把红七、八军改编为十九、二十、二十一共三个师。十九、二十师北上，二十一师留下坚持右江革命根据地斗争。韦拔群任二十一师师长，陈洪涛任师政委。

整编后，二十一师实际上只是一个番号，韦拔群坚决服从军前委的决定，立即把自己从东兰、凤山带来的第三纵队1000多名武装，除留下七八十个体弱有病的战士外，其余全部拨给主力部队北上，并勉励大家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要无条件地执行党给予的一切任务。我们是工农红军，要无条件地为工农利益去战斗。我们的目的是解放全人类，革命者处处是家乡。现在，你们要远离家乡，希望你们安心战斗，将来必定会胜利打回家乡来！”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以革命利益全局为重的崇高品质。

邓小平也很关心韦拔群留守工作的开展，他亲自就右江的党、政、军等方面的工作，向韦拔群作了明确的指示和部署，并特别强调要加紧土地革命工作。邓小平和韦拔群依依惜别。让他们都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分离，竟成永别！1932年10月，韦拔群在反“围剿”作战中不幸被叛徒杀害，年仅38岁。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韦拔群烈士，人民政府将他的遗骨重新安葬于东兰革命烈士陵园内。

1962年，邓小平为纪念韦拔群牺牲30周年亲笔题词，也就是本文开头的题词。1989年，在纪念百色起义60周年之际，邓小平又为李明瑞、韦拔群纪念碑题词，表达了他对这位壮族战友的深深怀念。

2008年12月，广西东兰县武篆镇，邓小平与韦拔群相见于魁星楼的铜像正式落成。铜像是根据1930年4月5日邓小平与韦拔群第一次相见这一特定历史事实创作构思而成，形象地记录了邓小平与韦拔群的深厚情谊。

（作者：孙东升 蒋永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