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梯是一个极具山城特色的地名,是搭建在新旧两个重庆间的一把“梯子”。它其实是指从江边上到较场口那十八层台阶,每层台阶又有七八步到十几步不等的台阶,台阶一般有三四平方米的平地,供那些在码头上挑水的、当棒棒的、抬轿子的、扛大包的停下来换一换肩、歇一歇脚、喘几口气。码头在他们下方,城市在他们头顶,他们用力气把码头和城市连接起来。在过去,它是凭力气吃饭的人讨生活的“天梯”,人们通过这把梯子往来“上半城”和“下半城”。它也是把重庆的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的一条通道:在“上半城”,解放碑商圈鳞次栉比、耸入云天的高楼大厦令人晕眩,流金淌银、繁华奢侈;而仅仅一华里之间,移步十八梯,走下一级又一级台阶,老重庆特有的吊脚楼、捆绑房、穿斗房、夹壁墙房等各式低矮、凋敝、破败的房子随坡就势,一路矮下去,直至长江边。在十八梯的两侧,又延伸出一些更为狭窄、弯曲的幽深小巷,以及生生不息的底层生活。只不过在城市飞速发展的今天,十八梯也面临新生的阵痛,许多老房子摇摇欲坠了,许多老住户搬走了。一个新的开发计划正悄然降临:拆迁,空余满目苍凉、断壁残垣;重生,梦回老街旧巷、岁月怀想。
“这是重庆城的贫民区?”梅泽一郎问陪同他来十八梯走访的赵铁等人。
赵铁说:“不,它是老重庆在今天的缩影。再等几年,政府会把它打造成一个文化旅游点。”
“幸好我们来得及时。”梅泽一郎笑了笑。
今天他们要拜访一个还住在十八梯的大轰炸受害者。在老重庆人的记忆中,十八梯和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发生的大隧道惨案紧密相连,那是重庆城永远的痛。
他们在十八梯下回水沟一间低矮的夹壁墙房子里,见到了那个叫张振贵的老人。屋子狭小、凌乱、昏暗,客人几乎找不到落座的地方。每次找大轰炸受害者取证,梅泽一郎都要用自带的摄录机摄像。屋子里的光线显然不行,赵铁建议说我们到外面去谈吧。
好在房子外面还有一小片空地,赵铁搬来几把凳子,支一张小方桌,泡上一壶茉莉花茶,然后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一瓶泸州老窖,一包怪味胡豆,一包花生。他知道老人好酒,上次张振贵说一辈子都没有喝过比江津老白干更好的酒。赵铁往两个玻璃茶杯倒满酒,说:“大爷,我们今天喝个高兴。”张振贵有些受宠若惊,连说让你破费啰、破费啰,眼光却像打量一件宝贝般不断往那酒瓶瞄。
梅泽一郎架好摄录机,几个路人站一边围观。张振贵显得很拘谨,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好,赵铁鼓励他说,大爷,你就当我们喝茶摆龙门阵。
张振贵是个精瘦、矮小的老人家,皮肤粗糙,面色晦暗,手臂上、额头上青筋暴涨,是那种即便已活到八十多岁了,但为生活付出的所有汗水,也不足以让他有福气颐养天年的苦命老人。他看上去憨厚、卑微、贫寒、胆小怕事,和干精火旺的唐老三完全是两种类型。赵铁为了动员他接受梅泽一郎的取证,至少跑了五次十八梯。这个老人家总是说,我是土都要埋到脖子根儿的人了,还去跟那小日本打啥子官司哦?他们要是讲道理,当年就不会来炸我们了。你们做梦哦。他甚至还说,你把他们惹毛了,再来找我们的领导反告你一状。你没有告倒他,他倒把你告倒了,你们的麻烦就大了。
梅泽一郎调试好摄录机,向赵铁做了个OK的手势。赵铁说:“张大爷,我们开始摆龙门阵哈。”
“摆啥子龙门阵嘛?”张振贵看着摄像机镜头,一阵紧张。
“给我们讲讲大隧道惨案那天的事情吧。”赵铁说。
没想到张振贵老脸拉下来了。“我跟你说过了,我不想说那天的事。一说我就脑壳痛。”然后他把头扭向一边。
梅泽一郎费解地望着赵铁,赵铁向他摆摆手,示意他耐心点。然后他端起茶杯说:“来,我们喝口酒。”
张振贵一口喝下半杯,咂着嘴说好酒啊,我叫我婆娘再去炒两个菜。
赵铁说:“不用麻烦大妈了,嘉陵,去买点卤鸡翅膀来。”钱嘉陵答应一声就走了,转眼他就买来一大包各式卤菜。张振贵已经喝下第二茶杯酒,谈话的火候到了。
“大爷,那你就给我们摆一摆当年挑水的事嘛。现在都用自来水,我们年轻人不晓得你们挑水工的日子是咋个过的。上次你说你挑水也能在重庆买房子,这活路恁个赚钱嗦?”赵铁说。
老人脸上有了自信之色。“嘿,只要你有把力气,舍得干,那个年头也饿不死人的。那年月重庆自来水不多,只有有钱人家才用得起,日本飞机又经常来轰炸,把水塔啦水管啥的都炸了,人们吃喝用的水就靠我们去长江里挑来,用明矾把脏东西沉到桶底,水干净了再卖给人家。从下半城挑一挑水到上半城,能赚一角钱,一天最多挑二十来挑,靠这把力气可以养活我的老母亲、我婆娘和一个还不到三岁的儿子哩。”
“大爷,上次你说,日本飞机轰炸重庆时,你还挑水灭过火?”
张振贵已经微醺,话匣子打开了。“那是当然的了。我们挑水工有自己的行帮,也有公会,遇到日本飞机来轰炸,房子到处都起火,没有水灭火啷个办?那个时候重庆消防车嘿少啊,搞消防的人用架子车拖两个大桶,里面的水用人力压出来,可以射一二十米远,我们叫‘龙吐水’。那大桶里的水就靠我们这些挑水工去挑来,飞机还在炸也要去挑,火封了街道也不虚火。都火烧房子了,哪个不急呢?这些活路都是尽义务,不要钱的。我们从长江挑水上来,要爬几百步台阶,累得腿都打闪闪,汗水一汪一汪地流。有时候一条街都是火,地上到处是烧焦的死人、受伤喊叫的人。有一回,我挑水刚爬上一道坡,就看到一条女人的大腿血糊糊地搭在一个岩坎坎上,还穿着玻璃丝袜,里面塞满了一叠一叠的钱啊。”
赵铁动了感情,说:“大轰炸之下,女人和孩子是最可怜的。”
钱嘉陵接了一句:“大隧道惨案中女人和孩子死得最多。”
张振贵不说话了,目光哀戚地望着十八梯坡下黑黑的一片片残缺不全的屋顶。梅泽一郎的镜头聚焦在这张布满苦难的脸上,长达一刻钟。
在又喝下一茶杯酒后,张振贵深埋在记忆深处的苦难,终于缓缓流淌出来了——
“民国三十年五月十一(一九四一年六月五号)那天,重庆好背时哦!背时到太阳都是黑的啦。那天下午刚下了一阵雨,人们都说今天日本飞机不会来了,天都要黑了嘛,这一年日本飞机还没有在晚上来轰炸过。但哪晓得天没有黑太阳黑了,那颗太阳从云层里钻出来,黑黑的一团,人们都稀奇得很,啷个太阳是黑的呢?未必天狗也要吃太阳嗦?就在这个时候,城里响起警报了。我那时正在临江门码头挑水,才爬上几道坎,就被防护团的人拦住了,说不要走,等哈儿去救火。我们就躲在一棵黄葛树下,六点多响起空袭警报,七点不到日本飞机就来了,也不多,七八架的样子,从南山后面飞过来,飞到城里就到处丢炸弹。我那时嘿心焦,不是怕自己被炸到,而是担心我老母亲、我婆娘和我的小崽儿。不晓得他们去防空洞没有。可是我又不能走开。那天也日怪(奇怪)得很,第一批飞机刚刚丢完炸弹走了,我们正说该去救火了,第二批飞机又来了。也是七八架,盯到重庆城炸,我们又没有飞机跟他们打,只有挨。我本来还想,救完火就赶紧去找家人哩。好不容易挨到八点过,这批飞走了,狗日的又来了一批。这些砍脑壳的日本鬼子那天是扭到起重庆城费了(纠缠不放)。我正毛焦火辣的时候,一个军官跑过来说,赶紧赶紧,让这些人去大隧道那边救人,那边出大事了!我一听心都凉了。大隧道就在我家附近,平常我们都是去观音岩那个洞子里躲轰炸。大隧道是个公共防空洞,条件差点,但不要钱。我问那个当官的出啥子事了。他说闷死人了,你们快去救人。我挑水担子也不要了,和大家一起拔腿就往大隧道那边跑。那年头防空洞里常有闷死人的事情,有时是炸弹刚好落在洞口,把人堵在里面;有时是里面通风不好,天气热人又多,几个十几个的遭闷死。可是啊,哪次都没有天上有黑太阳这天闷死的人多啊!我跑到大隧道观音岩那个洞口时,就像是跑到了地狱门口。”
“那时候,天已经黑尽了,有盏煤气灯挂在洞口边的木栅门上。差不多有几百人挤压在洞口处,把洞口封死了。人和人一个缠到一个、一层压着一层,有些像河里的木头被冲到闸口,堆积在那里,下又下不来,回又回不去,就那么一层摞一层。可那都是些人啊。有的伸出个头,有的露出一条腿、一只手,有的半个身子吊在外面,有的双手在外面乱抓乱挠。压在底下的人已经没有了声音,堆在上面的人拼命想往外挣,但他们又被压在下面的人死死拉着、抱着、卡着;挤在前面的人想挣脱出来,可他身边的人又把他的身子卡死了。每个人都像被鬼抓住了身子,就是从人堆里挣不出来。呼天抢地的那个喊叫哦,把人的心都喊落了。那声音不仅来自洞口,还从洞子里面传来,好像一大群人被鬼撵路一样。更要命的是从那洞口里冲出来的气味,又热、又臭、又酸,还烫人!我形容不来它究竟有多臭、多烫人,反正我这辈子再也没有闻到过比那更让人脑壳发晕的味道!我当时被看到的情景吓晕了,以为是在做噩梦。好日怪哦,人和人啷个会恁个背时地挤成一堆呢?哎哟,我脑壳痛……”
“大爷,慢慢摆,先喝一口酒。”赵铁递上茶杯。
“嗯,泸州老窖,听说了一辈子,还没有喝过呢。赵老师,让你破费啰。那天晚上要是有口酒就好了。哪里有酒哦?水都没得一口。我想,我的老妈婆娘娃儿肯定在里面啊,他们咋个受得了这个!我和几个防护团的年轻人冲到洞口去拉人,可是怎么拉得动哦!我活了一辈子了,到现在也搞不懂人和人挤在一起,为什么就拉不开?我去拉一个人的手,是个学生娃儿哩,他的脸色死白死白,大张着嘴,鼻子跟眼睛都挤得堆在一起了。我使劲拉他,拉不动,他就像焊死在人堆里了一样。我再使劲拉,他的脸变得更白,舌头伸得老长老长,像是吊死鬼。我听到他虚弱地说,大哥,求求你,别拉了。狗日的日本人害得我们好惨。他说完头就歪在一边了。我看见和他卡在一起的一个人的头,就在他的胳肢窝下,这个人是我的街坊孙老五。我就问孙老五,看到我妈没有,我婆娘娃儿在不在洞子里?他憋得眼睛都要鼓出来了,但他还是点了点头。我就更慌了啊,我抱着孙老五的头往外拔,可根本拔不动。我怕把他的脖子扯断,又问他在哪儿看到我的家人。他嘴里吐着白色泡沫,说不出话来了。我也被那气味熏得头昏眼花的,只好先退出洞口,到外面来换口气。防护团的那些人,还有几个当兵的,也想往外拉人,还用绳子套着人拉,但就是拉不出一个来。那天真是日鬼了,洞子口真是个鬼门关啊。”
“有几个当官的坐着小汽车来指挥救援,他们说,拉出一个人来奖励五块钱,后来又加到二十块,可那个时候钱再多也没用啊。我听说其中有一个就是重庆市的市长吴国桢,他骂我们救助不力,自己也撸撸袖子去洞口拖人,手下的一帮人都去帮他,还不是照样拉不出来一个。那些当官的,第三批日机来轰炸前,空袭警报一响就都跑了。”
“隔了一会儿,有十几个身体好的年轻人,从人堆的头顶爬出来了。在洞口的那堆人和洞子顶之间,还有不到一米左右的空间,他们被堵在洞子深处,没有被挤倒。他们踩着别人的头、肩膀、身子拼死逃出来,身上被抓得一道道的血痕,脚上、大腿上到处是被人咬的牙齿印,衣服也全都被扯烂完了。还有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也被好心的人们举到别人的头顶上,让她爬出来。她被拖出来时身上连一块遮羞的布都没有了。”
“我想,人家爬得出来,我就能爬进去。我把褂子脱下来撕了,浸湿了水捂在嘴上,狠起心去爬那堆人山。我对那些还有口气的人说,大哥、大叔、大嫂、大姐,对不住你们了,我要去找我的婆娘娃儿,找我的老娘。我就踩着他们的身子往里爬,他们死鱼一样的眼睛盯着我,让我很多年以后都做噩梦。梦里一直有嘿多嘿多双鼓起来的眼睛,飞起来追你。哪个受得了这个哦!哎哟,我脑壳好痛啊……”
张振贵不喝酒了,开始哽咽。“我在人堆里看见了我的儿子,他只有一个头露在外面,我儿子已经不会哭了,脸憋得通红。我大喊,大娃大娃儿,你妈呢?儿子说,爸爸,我出不到气。我去拉我儿子,才在人缝中看见他妈妈就在下面。我婆娘是一直把儿子拼死举在肩膀上的啊!我再咋个喊她也喊不答应了。我对我婆娘说,桂芬,我先拉出儿子,再来救你哈(老泪流下来了)。我要先推开压在我儿子身上的那些人,可他们就像麻花一样地绞在一起。老天爷啊,那天你好狠心哦,你让一个当老汉儿的和阎王去抢一个才三岁的小娃儿。阎王在那一头,当老汉儿的在这一边。阎王力气大,老汉儿也有力气,但他啷个能从死人堆里扯得出自己的心头肉!这边一扯,老汉儿肚子里的肠子都扯紧啰,扯断啰。我儿子说,爸爸,我热啊。还说,爸爸,快带我回家呀。我痛!他说一句,我的肠子就断一截。你们哪个有本事把自己的肠子扯断?我那天都扯断好几回了……”
“外面有几个军校的学生娃娃找来些水往人堆里泼。我接过一桶水,将水浇到我儿子头上,喂进他嘴里,开初他还能咽下去几口,后来就喂不进去了……桶里的水浇完了,就用我的眼泪浇。到后来,眼泪也流干了,我儿子……我儿子也没有气了。老天爷啊老天爷!”
“到了十一点左右,洞口堆挤在一起的人再也喊不出声音了。有喊叫声时,我们在外面听到都害怕;现在没有声音了,更怕!我儿子的脸变成了奇怪的青紫色,绿阴阴的像戏里的小鬼,裸露在外面的皮肤也变成黑蓝色的了,烫得一摸就淌水,口里还吐出带血丝丝的泡沫。一大堆人挤在一起,就像一起抱着缠着睡着了一样。我也不想活了,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想大家就死在一起吧。和我一起干挑水活的莫强根,看我爬上人堆里的,就在外面喊:振贵,莫哈戳戳(傻)了,快下来!人都蒸熟了。蒸熟啰蒸熟啰……可是我婆娘娃儿还焐在里面啊!我就守着我儿子的尸体不肯走,也没有力气爬出去啰。我那个时候看到了我早死的爹,他也让我赶紧走。我说,爹老汉儿,我要救我的儿子。”
张振贵长时间地啜泣,眼泪滴进酒里,赵铁想给他换一杯,但他把它一口喝了。
“我醒过来时,已经在朝天门码头了。原来第二天白天,政府派来当兵的把堵在洞子口的尸体好歹解开了。我后来听说,政府派了几十辆卡车来运那些无人认领的尸体,先拉到朝天门码头,再用船运到江北黑石子去埋。我被当作死人扔在码头上,江风一吹,把我吹醒了。刚醒来时还以为自己在地狱里,那个害怕哦,现在想起来都浑身起鸡皮疙瘩。周围都是肿胀变形的尸体,都光溜溜的,身上没有一块好布。那天太阳还大,尸臭满天啊。几百个人站在一起,还不咋个,几百上千个死人,山一样堆在你身边,就是地狱的样子啊。我在尸体堆里摇摇晃晃站起来,把那些抬尸体的人都吓跑了,一个来不及跑的小伙子跪下来求我,说你死都死了,就去那边好好待吧。这边天天挨轰炸日子也不好过……”
“我没有找到我的母亲,只在尸体堆里找到了我婆娘和娃儿。我一手抱着我儿子,背上背着我婆娘回家,平常拥挤的巷子里见不到一个街坊邻居,想找个人来帮忙都找不到。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眼前飘着的都是大隧道里的那些阴魂。他们的身子陷在人堆里,阴魂却飘出来了,在重庆的大街小巷到处找回家的路。有些阴魂飘回家,却发现一个活着的亲人都没有了,他们就成孤魂野鬼了。我害怕呀,不晓得自己是死了,还是活着的;不晓得是在自家的堂屋里坐着,还是在阴间哪道鬼门关里关起的。我看到阎王派来的那些小鬼,穿门入户,拖起那些成了孤魂野鬼的街坊邻居就往地狱里跑。他们喊爹喊妈的不想去啊!我怕这些小鬼也来拖走我的婆娘娃儿,就找了根火铲守在他们身边,我一边哭,一边和小鬼们打架,一直打到天都亮了,小鬼们才跑了。我以为我打赢了,可是我婆娘娃儿啷个还是没活下来呢?”
(作者:范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