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年的夏秋之际,重庆的天空总是飘洒着愤怒而哀伤的眼泪。那一年雨多、雷大,以至于人们常常分不清哪是天上的雨、哪是眼眶里的泪,哪是落到地上的雷、哪是炸在灵魂深处的炸弹。日军大本营确定了对中国战时首都的战略轰炸是“解决日中战争的关键”这一战略目标,日本海军的一些高级航空指挥官甚至认为,它具有与一九○四年“日本海海战”一样的意义。他们认为,重庆的国民政府在猛烈的大轰炸下屈服了,中国就屈服了,日本军队就可从中国战场抽身出来,去征服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了。其实那时日本和中国一样,都看不到战争结束的希望在哪里。中国的有志之士们坚信抗战一定会胜利,但彻底赶走侵略者的日期却是一个未知数。而狂热的日本海军航空队的将军们,却以为他们找到了结束战争的良方,这就是对国民政府陪都重庆的“战略政略轰炸”,从毁灭这座城市的中枢机关、重要资源、房屋建筑、交通要线,到尽可能多地杀死它的人们,以达到最后目的:征服中国人的抗战意志。“支那人的士气,就是我们的轰炸目标。”指挥官们无数次发布命令说。重庆的人们将会看到,“日本飞机翅膀连着翅膀,比下雨前的蜻蜓还要多地飞来”。
对刘云翔来说,重庆上空的作战,既是为国家民族而战,也是为自己的初恋恋人撑起一片安全的天空。还有比这更强大的激励吗?他的战机始终被重庆城里的一双眼睛深情遥望;而他从天空中俯瞰两江环绕的那片半岛时,也总有凝望故土般的温热感叹、淡淡忧伤。虽然他心中并没有一丝再续前缘的奢望,不要说蔺珮瑶已经结婚,就是她还在等他,最终等到的结局极有可能就是他在一方墓碑下,而她在墓碑外。驻防在重庆的空军四大队的兄弟们,已经接待了太多悲伤欲绝的寡妇和痛哭流涕的年轻姑娘,这可是比上天和日本人作战还要难以完成的任务。去年一个兄弟殉国了,他的妻子天天以泪洗面,绝食并打算殉情。队上的兄弟们把世间所有的宽慰话都说尽了,也毫无作用。最后全队弟兄齐刷刷地跪在她面前,说:“嫂子,你什么时候吃饭,我们再吃。要么我们违抗军令被关禁闭,要么饿着肚子上天跟日本人打仗,同样也可以为大哥报仇。”那些嫁给了空军飞行员的姑娘们,就像手里攥着一只漂亮风筝的人人羡慕的孩子,但谁也不会理解她们失去风筝后的悲凉。
而那些脆弱的风筝,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太容易飘零了。
一九四○年九月十三号,是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重庆的上空无遮无拦。日军五十三架轰炸机分三个批次前来轰炸,前一天战时首都已经承受了四十八架日机的饱和轰炸了。重庆的人们并不知道,这是日军海军航空兵大本营又一轮“收拾重庆日课”的开始,重庆的各大报纸只是将之称为“疲劳轰炸”。轰炸已然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有疲劳、有害怕、有惊慌、有哀伤,但就是没有屈服。
这一天却是中国空军最为黑暗的一天。刘云翔驾机迎敌前没有时间扔硬币,起飞命令是匆忙下达的。本来按重庆防空司令部的作战计划,由驻扎在遂宁机场的空军第四大队、第三大队和驻扎在白市驿的共三十架伊-15和伊-16组成四个编队去迎战敌机。下午一点三十分左右,我方战机刚赶到璧山上空,耳机里就不断传来战友们不祥的惊叫:“我后机舱盖被打飞!”“我左机翼折断!”“敌机在上方,天啊,我被击中了!”
刘云翔紧张地瞪大了眼睛,在白色的云团里寻找日机。在他的下方,可以看到战友们被击中的飞机拖着左一条右一条的黑烟急速坠落,而敌机却连影子都看不见,这仗打得实在窝囊。他呼唤○三二五号僚机周志雄注意观察,将高度提升到五千五百米。他刚翻上一团白云,便看见自己右上方有一白色的亮点,转眼间一个侧转就向他扑下来。刘云翔刚来得及呼喊一声:“○三二五号,注意,两点钟方向敌机!”就感到自己的左后翼“砰”地一震,他当时想,中弹了。待回头一看,飞机半边左后翼刀削一样不见了。这种情况可从来没有遇见过,每次战斗,机翼、机身都会被射穿几个洞,只要不被击中油箱和人,飞机仍然在云间坚持战斗。可现在飞机顿失平衡,歪歪斜斜地往下坠。他判定,击中左后翼的不是几颗七点六二毫米的机枪子弹,而是一发炮弹。难道日机开始装备机炮了?刚才那个白色亮点现在像一把劈过来的亮晃晃的战刀,“唰”一下就从他的头顶一掠而过,速度快得让他连对方飞机上的机舱盖都看不清。过去和日军的轰炸机交手,大家缠斗在一起,有时一方从云团里钻出来,忽然迎头碰见或者并行飞行,双方都能看见对方惊讶的神情。现在连对方的样子都没有看见就被打下来了,真是奇耻大辱!刘云翔那时只想尽力保护好飞机,争取迫降。他呼唤周志雄,但他再也听不到僚机的回答了。
刘云翔的飞机拖着一股白烟盘旋着下坠,耳机里全是求援的呼喊,飞机爆炸的声响,战友们中弹时的惨叫。大地向他迎面扑来,他的脸上不知是紧张的汗水还是羞愤的泪水。发动机还没有熄火,只要飞机还能飞,没有进入螺旋状态,他就有可能活命。他的飞机像一片树叶般飘落,他也可以选择跳伞,但他不愿意。他听到蔺珮瑶募捐飞机的故事时,就暗下决心:今后人在机在,人亡机亡。他已经在心中把自己的战机称作“珮瑶号”了。
快要失控的飞机飘飘晃晃地往大地坠落,刘云翔想这就是自己的命运——飘荡,从东北飘到西南,从故乡荡到异乡;飘荡,从生飘到死,从死荡到生。
迫降前的一瞬间,刘云翔终于发现一块篮球场大小的稻田,他努力控制着飞机对准它冲了过去。强烈的风撕扯着他的头,蔺珮瑶送给他的那条蜀绣围巾忽然飘散开来,蒙住了他的脸,风扯动着围巾在他的耳边急速私语,仿佛在倾诉一个人压抑了多年的爱和恨,又仿佛为他遮挡住了死神狰狞的脸,让他嗅到了女人的体香。
“来呀……”他大喊一声,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位于重庆南岸区的空军抗战纪念园坐落在环境清幽的南山上,重庆人叫它“空军坟”,二○一○年刚刚修葺一新。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时起,为保卫重庆阵亡的二百四十二名空军烈士都安葬在这里,不仅有中国空军将士,还有苏联和美国的空军飞行员。对重庆人而言,这是一个地名,是久远的历史还开启着的一扇窗口,而在刘云翔心里,这是他的战友们的血衣葬地,是战友们永远的“军官宿舍”。
“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能活这么久,真不如那时就战死了,就能和大家一起葬在这里。看这块墓碑,周志雄中尉的,这是我的僚机,在白市驿的军官宿舍里住在我隔壁。唉,我现在没有资格和他再睡同一排‘宿舍’啰。‘九一三’那天,他跳伞了,但日本飞机追着他打,把他的降落伞打燃了……唉,我们那时都是些‘水晶玻璃球’啊!”
历史老人刘云翔站在一块墓碑前,仿佛是一个站错了人生位置的人。山风吹拂着他银色的白发,像一面小小的苍老而柔软的旗帜。他身着一件米黄色夹克,系着领带,腰板硬朗,目光犀利,神态坚毅,器宇轩昂,一看就是那种接受过高级训练的人。
一同前来凭吊阵亡空军将士的有日本律师斋藤博士、梅泽一郎和菊香贞子,还有原告团的赵铁律师、“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联谊会”的钱嘉陵和三个志愿者,其中一个是研究飞虎队在华抗战的民间学者李中华,这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做生意挣了些钱,就自己出钱搞了家飞虎队博物馆,还得到过陈香梅女士等国际知名人士的肯定和支持。他对当年中日双方的飞机型号、性能、火力配置,每一次空战的经过都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仿佛自己就是历史的经历者,而且还是站在一个总览全局的高点上。总有这样一部分人,他们生活在当下,灵魂却在历史的尘埃中舞蹈。他们并不是为生活而读历史,只是为历史所感动。他们是拒绝遗忘的一类人。
三个日本人带来了一大束鲜花,献在抗战纪念园的主题碑下。来这里祭拜是菊香贞子提出来的,斋藤博士开始以身体疲倦为由不想来,但到临走时,他又改变了主意。赵铁律师发现他们并没有鞠躬,不像以往他们凭吊较场口“六五”大隧道惨案遗址时,总是有真诚的谢罪鞠躬。
钱嘉陵悄悄问李中华:“他们不想向我们的空军烈士鞠躬吗?”
李中华想了想说:“毕竟是日本人,跟我们的感情不一样。”
赵铁应了一句:“已经是不错的日本人了,也许他们只同情战争中的无辜受害者。”
刘云翔瞪了他们一眼,用重庆话说:“虽然是友好人士,但他们还不配。哪个给我一支烟,让我的志雄兄弟抽一口吧。”
钱嘉陵忙掏出烟来,点燃后恭恭敬敬地递给刘云翔。刘云翔戒烟有二十来年了,他看看手里的烟,举到鼻子前闻了闻,点燃后试着吸了一口,缓缓吐出来,然后放在周志雄的墓碑上,说:“周中尉,凑合着抽吧,抱歉忘了带一包你喜欢的‘骆驼’牌来。我早抽不动啰,你还那样年轻,能吃能睡,带着自己的爱为国战死。多好啊!”
所有的墓碑都是一排一排平铺在地上的,依着山势坡度沿着一层一层的台地铺排开去,像一列列静卧的士兵。今天是个大晴天,有白云也有蓝天,重庆的上空难得如此澄明、透彻。在抗战年代,这是个随时就要投入战斗、血洒长空的日子,是宁静的日常生活随时都要被尖锐的空袭警报和接踵而至的炸弹撕裂的日子。生活在和平时期的人们怎么能体会得到烽火连天的岁月中,一片晴朗的天也会让人感到莫名的恐惧和忧伤。太阳火辣辣地照射大地,有几丝微风吹来,烟头忽明忽暗,燃得出奇地快。钱嘉陵有些惊讶地说:“刘爷爷,你的战友听见你说话了呢。你看他在抽烟,英雄生前烟瘾一定很大。”
刘云翔说:“他只有平安降落了才抽上一两支,缓解一下紧张情绪。他的女人们不喜欢他口中有烟味,他是一个标准的绅士呢。”
“女人们?”赵铁问,“有很多女人爱他吗?”
“准确地说,他爱很多的女人。这个家伙是个猎艳高手。我还记得他下葬的那天,至少有四个女人哭昏了过去。”
钱嘉陵说:“那英雄死有所值了。”他发现刘云翔不高兴地看了他一眼,忙改口道:“空军英雄嘛,想来也是那时女人们崇拜的对象。”
“我们不是为了人们的崇拜去战斗。”刘云翔说。
“是、是、是。”钱嘉陵忙点头说。
这时菊香贞子问:“这些坟墓都是空的吗?”
“有许多都是衣冠冢。飞行员那时有一个称谓,叫‘水晶玻璃珠’,掉到地上的人哪里还有完整的,有的只能找到一截腿、一撮头发,甚至一些衣服碎片了。”刘云翔不想告诉日本人的是,“文革”时南山上的空军坟几乎都被毁了,墓碑被当地百姓撬去做基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天,他曾偷偷上来看过,周志雄的墓被盗了,水杉木棺材被人打开了。盗墓者能找到什么呢?也许是某个女人给他的信物吧。刘云翔记得当时是他亲手放进去的,具体是什么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每块墓碑上都没有碑文,只有名字和一行生卒年月。菊香贞子感叹了一声:“周好年轻,才二十二岁。刘先生,我看到好几块墓碑上阵亡时间都是一九四○年九月十三日,我记得似乎也是你迫降负伤的日子,那天的仗是不是打得很激烈?”
“零式飞机,你知道吧?”
菊香贞子不无骄傲地说:“当然知道了,神风突击队的飞机,当时世界上最好的飞机。刘先生和零式飞机打过仗?”
刘云翔知道在这几个日本人面前,绕不开自己生命中最屈辱的一天。菊香贞子来参观这个陵园,是为了更顺畅地打开他尘封的恋爱史,而斋藤博士和梅泽一郎来,也只是出于礼节性的尊重。不过今天他不想倾诉,只想安静地陪陪自己的战友们。因此他对李中华说:“你来告诉她那天的经过吧。”
李中华谦逊地说:“刘老,你老人家在场,我咋个敢说话喔。”
“你说。我听。嘉陵,再给我一支烟。”
刘云翔的口气不容置疑,李中华只得说:“刘老,那我就班门弄斧了哈。零式飞机当时也叫‘十二式舰载战斗机’,由日本三菱重工设计制造,一九四○年七月才首飞成功,同年八月就派到了中国战场。因为那一年是日本的皇纪二六○○年,取了后面的两个零,所以就叫‘零式’了。在零式飞机为轰炸机护航之前,日本轰炸机只能靠自身的火力防护,他们往往以密集的上下两层编队、靠机上的机枪形成交叉火力,而我们的战法是冒死冲进它的编队火网,打乱它的队形,以各个击破。当时我们拥有的苏式伊-15、伊-16和美制鹰式战机基本上可以和日本轰炸机打个平手。但零式飞机一出战,在机动性、火力配置、爬升力、转弯半径等性能方面,都超过我们的飞机整整一代。零式飞机还在世界上第一次使用了二十毫米的机关炮,一击中飞机,就不是射穿几个洞了,而是整个机身解体、爆炸。我听刘老说当时他的飞机左后翼一下就被打飞了,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刘云翔坐在一块石凳上,吐了一口烟,说:“我情愿没有这份幸运。”
几个日本人不解地看着他,老人却目光空蒙、神色平和,像一个悟透了生死的智者。
“其实我们不是不知道日军有新式飞机出战,只是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厉害。当年日本人为了给零式飞机找个前进机场,在海军航空本部的强烈要求下,陆军部队在一九四○年六月就攻占了湖北宜昌,这样零式飞机到重庆的作战半径就缩短了三百多公里,使它能更有效地进行空战。一九四○年的八月十九号,零式飞机第一次为轰炸机护航,我方为审慎起见,没有与之接触,重庆市区遭到比一九三九年的‘五三’、‘五四’更残酷的大轰炸,十五条街道在燃烧,一万多间房屋被摧毁。到了九月十二号,日机再次狂轰重庆,由于担心日本新式飞机参战,重庆的防空司令部还是没有下命令起飞拦截。但陪都惨遭轮番轰炸,这是我们空军的耻辱!老百姓都在戏说,我们的飞机躲空袭去了。好像蒋委员长都发火了,责问防空司令部是干什么吃的。到了第二天,也就是九月十三号,一个不吉利的日子,日机又来了。我们这回要跟他们决一死战了。你可以认为是防空司令部的将军们失去了理智,也可以看成这是一种拼它个鱼死网破的血性。我们集中了所有能作战的飞机上去,期待也能打下一两架敌机来给国人有个交代。但血性不能代表战果。那一天,日机在六千五百米的高空发现了我们在五千米高度上的飞机。按当时在重庆观战的陈纳德将军的说法是,零式飞机仗着自己优越的性能,如同恶鹰扑进鸡群,中国空军飞行员在什么情况都不明了的状态下,就一架架被击落,其中也包括他在昆明训练的美国飞行员卡基斯·莱特的鹰式战斗机。我们的飞机被击落十三架,损伤十一架,牺牲飞行员十八名,而日军飞机无一被击落。我们输了一场零比二十四的战斗。真是一场中国空军的灾难啊。在一块田里,竟相继落下来两架飞机。至今老百姓还叫那地方为‘飞机田’。”
“你说的不完全对。”刘云翔像是从睡眠中醒来一样,两眼放光,“我方击伤了他们三架,其中一架还在迫降时损毁了。”
“对、对、对。”李中华忙更正道,“日本人当时还吹嘘说他们击落了我们三十架飞机哩,他们也喜欢虚报战果的。不过当年零式飞机的确称霸一时。不要说我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也被零式飞机打得七零八落的,几乎损失了三分之二的战机,等到了一九四三年,美军研制成功更先进的P-51野马式战斗机,才找到制胜零式飞机的路子,令它不得不在战争快要结束时,只能成为以机撞舰的自杀式飞机。”
梅泽一郎这时问:“没有了制空权以后,重庆靠什么抵御轰炸呢?”
李中华苦笑道:“天上只有靠雾,地上只有靠防空洞了。”
“不。”刘云翔说,“我们还有话剧。”
(作者:范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