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之眼》 | 第一幕 国破山河在（第一节 狼烟 4）

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战争的风云早已烟消云散，但战争的创伤依然在心头隐隐作痛，直到邓子儒站在东京地方裁判所的法庭上，控告日本飞机在抗战时期对重庆的狂轰滥炸，他还老泪纵横、泣不成声。这是一个历史老人刻骨铭心的苍老记忆，像老树疙瘩一样饱经风霜、日久弥坚。

邓子儒退休前是艺术研究所的研究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主动和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在新生的人民政府里当了一个清闲但不清净的文化人。成为一个剧作家曾是他青年时期的浪漫理想，那时重庆云集了一大帮大作家、大导演，老舍、茅盾、巴金、应云卫、洪深、吴祖光等，邓子儒经常混迹在这个圈子里，耳濡目染地接受了许多进步戏剧文学的影响。但想当一个像他们那样的剧作家，还是像一个美梦一般遥不可及。他没有想到这个梦想人民政府轻而易举地就帮他实现了。早年他写过一些话剧，后来因为各种政治运动，所有的文化人几乎都不能做文化了，他的剧作家梦也就戛然而止。到他气定神闲，可以从容而为时，他已是两鬓斑白了，再也找不到当年的创作激情了，便转行搞戏剧理论研究，得以在晚年继续延伸一个“老戏迷”骨子里的爱。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年龄到点，船到码头车到站，日益开放的社会让他这种受传统文化教育的老人愈发跟不上各种时尚前卫的文艺思潮和理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让位于布莱希特的戏剧观，以及更多邓子儒无法明白的现代观念。“算啦，我们老啰，遭淘汰啰，还是回家帮你烧锅做饭吧。”他对妻子蔺珮瑶说，“以后我们只读，只看，不开腔。”

对于一个文化人来说，“不开腔”就是不再发表文章，不再向社会表达自己的观点，不再对年轻的同道指手画脚，做一个不招谁惹谁的好老头儿。“君有宏论惊四海，我无只字愧巴山”，是他晚年写给自己的条幅。放下笔墨，放下年轻时的万丈雄心，和邻居打打麻将，带带孙子，一起出去钓钓鱼，茶馆里一泡，龙门阵一吹就是大半天。家里妻贤子孝、儿孙绕膝，尤其是过年过节时，阖家团聚，在厨房里操劳的老伴，在麻将桌上“砌长城”的儿女，在客厅、卧室里跑来跑去的孙子、孙女，吃饭时一张大圆桌都坐不下，孙子、重孙一代得再摆两张桌子。每当邓子儒高坐饭桌上首方时，一种人生的庆幸感、幸福感便会油然而生。“耄时不作龙钟态，步健何须小子牵”，这是他晚年另一首律诗中的两句。在他们这一代人中，能像邓子儒这样诗书自娱、松鹤自比的老人也为数不多呢。亲朋好友中有人问起他生活中的不易时，他总是说：“重庆人个嘛，出门就是坡坡坎坎，翻过去就是了嘛。”

不过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人的一生不可能只扮演一个角色，假如他是个好演员的话。有的人终归是要站到前台来的，哪怕他已经进入耄耋之年。有一次邓子儒在茶馆里和几个老头儿摆龙门阵，说起了抗战时期日本人对重庆的大轰炸，那些老人家的经历也勾起了邓子儒在大轰炸中家破人亡的回忆。摆也摆了，骂也骂了，但一个年纪比邓子儒还大的老头儿指着他的鼻子说，你是文化人，还在政府里做过事，为啥子不把我们重庆的这些事情写出来啊？那小日本，把我们炸了就炸了，现在提都没有人提。怕是莫得恁个撇脱的事情哦！

邓子儒想起有一次在家里的饭桌上，说起重庆大轰炸，他的一个在上高中的孙女问：“哪个炸的，国民党？”邓子儒当时只有一声叹息，现在他被另一个大轰炸受害者逼到墙角了，他感到了汗颜，感到了人生的缺憾。

这一年，重庆的大轰炸受害者成立了对日索赔原告团，这是受到近些年来中国各地方兴未艾的对日战争索赔行动的影响而产生的一个民间组织，其成员都是些大轰炸的直接受害者及其亲属。在这群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对抗战年代的创伤没齿难忘的大轰炸受害者中，邓子儒的学养最为深厚，加之阅历丰富、思路清晰、口才极佳，还曾经当过市政协委员，被推选为团长也是众望所归。这是一个中国人找回了自信的时代，邓子儒是第一个走上日本法庭的重庆大轰炸受害者，他将向日本法庭控诉日本飞机的轰炸是怎样残忍地让十八个葬礼替代了他的婚礼。那时他并不知道，这也是一场比十四年抗战还要漫长的抗争，是他终其一生也打不完的战斗。

东京地方裁判所是一幢巨大的灰色方形建筑，外面有一排樱花树，正是樱花盛开的好时节，远远望去就像一团团轻柔的红云悬停在大楼一侧。按照总部设在东京的“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律师联盟”和“支持中国战争受害者协会”几个日本友好团体的安排，法庭开庭前，来自重庆的大轰炸受害者将和日本友人一道在东京地方裁判所外面的街道上游行、宣讲、散发传单，以造声势。这是一支不到一百人的队伍，沿着东京地方裁判所周边的人行道游行。有几个警察为他们开道，指挥往来交通。对前来日本上诉的重庆人来说，在东京的大街上游行还是一件新鲜的事情，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出国，包括原告团的团长邓子儒夫妇。而即将走上日本法庭打官司，则更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打官司是人生中的麻烦事，打国际官司，则困难得犹如站在此岸要向大洋彼岸的一个语言不通、文化迥异的陌生人讲清楚某个道理。

那时，耄耋之年的邓子儒面目清癯、衣着得体、儒雅斯文、器宇轩昂，像个大学里的退休教授，站在他身边的老伴蔺珮瑶是那种打败了时间的老人，并不是说她不显老，而是她看上去虽然满头银发、一脸沧桑，但仍然处处散发出一个东方女性的风韵和美丽——一种悟透岁月的韵、愈老弥坚的美。在裁判所外面的樱花树下，邓子儒对妻子说：“我们拍一张照吧。”他认为自己和老伴的一头银发和树上鲜艳得如少女之唇的樱花交相辉映，倒是一张难得的照片。

“不拍。”蔺珮瑶果决地说。刚才她在人行道上向一对手挽手的日本老年夫妇递上一份宣传材料，恳请他们回顾一下日本有罪的历史。但那个日本老男人用一根精致的手杖把她隔得远远的，好像在拒绝一只乞讨的手！他身边的老妇人还紧蹙了眉头，两人的身子都下意识地往一边躲。樱花开得那么热烈，东京依然很寒冷。

“邓太太，我们两个拍张合影吧。”

一个日本中年女士笑容可掬地站在邓氏夫妇身后，把手里的相机递给邓子儒。“邓先生，请帮个忙。”她用英语说。

此人是“支持中国战争受害者协会”的副理事长菊香贞子，昨天就是她开车去东京成田机场接的邓子儒夫妇和原告团的中方律师赵铁等人，还将他们安排住在自己的家里。菊香贞子对中国人相当热情友好，上中学时曾经随日本青年友好访问团在北京见过周恩来、胡耀邦这样的大人物。也许她对中国人的感情，就是从那个时代培育出来的吧。虽然是昨天才相识，但两位女士情趣相投、气质相近，更难得的是她们都能用英语交谈。菊香贞子曾留学英国，是那种典型的知识女性，镜片后面是一双温和、文静、深邃而秀美的眼，人总是显得那么睿智、机敏、典雅、谦虚而富有亲和力。她惊讶蔺珮瑶也能讲一口近似伦敦腔的口语。蔺珮瑶当时解释说，我当了一辈子的英语老师，我的英语启蒙老师还是英国卫理公会的一个传教士呢。

蔺珮瑶认为，对我们不友好的日本人，那真是从骨子里就厌恶你，仿佛你还是他的前世仇人；而对我们友好的呢，又是发自心底地对你好，真心诚意地把自己当作赎罪者、和平使者，像志愿为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打官司的日本律师斋藤博士、梅泽一郎，以及菊香贞子这样的日本友人。蔺珮瑶和她一接触，就感到她的那份热情、谦和，几近到了讨好客人的地步。这让初来乍到的蔺珮瑶有些受不了。

丈夫已经接过菊香贞子的相机了，蔺珮瑶只有任由她小猫一样依偎在自己的身边，还把手插进她的胳膊里。

邓子儒为她们拍照时笑呵呵地说：“你们就像母女。”

蔺珮瑶在数码相机里翻看刚才的照片，不满意地说：“人一上岁数，照相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

菊香贞子却说：“邓太太照得真好看。邓先生，你夫人年轻的时候肯定很漂亮。”

邓子儒自信满满地说：“当然，她那时是全重庆最美丽的女人。”

蔺珮瑶嗔怪道：“你个死老头。”

菊香贞子说：“邓先生，我看过你的上诉证言了，真希望今天的法庭上那些法官们能被它打动。邓太太，我想知道你们在战争年代的爱情故事，可以吗？”

蔺珮瑶这时望着头上方的樱花树，目光空蒙，答非所问地说：“这样美的樱花，为什么会生长在日本呢？日本这样的国度，又为什么会那么喜欢樱花？”

（作者：范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