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坚守赴热爱，藏在传记里的女性力量 ——读《巴黎岁月：贝克特、波伏娃和我》有感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巴黎的寒意渐浓，戴尔德丽·贝尔下榻的旅馆简陋得没有热水与暖气，甚至没有一杯咖啡。她坐在这张简陋的小桌旁，给诺奖作家萨缪尔·贝克特写信，表达了为他写传记的愿望。贝克特没有当真，却回复可以到巴黎见面。自从１９６９年获诺奖后，这位隐居巴黎的作家每天都面对着无数狂热粉丝和形形色色的打扰者。

谁能让贝克特吐露人生故事？很多人尝试过，都失败了。贝克特与世界保持距离，在巴黎隐居式地写作、闲逛，顺便和西蒙娜·德·波伏娃互相轻视——这是后话。而此时，戴尔德丽已经被生活逼到墙角：两个孩子，经济压力，对写传记毫无经验。两年前她离开报社读研究生，期待获得终身教职，但对这样一位“大龄学生”而言，本就没有多少女性位置的学术界，显然难以接纳她。因写关于贝克特的论文，她萌生了更深入的想法。

多年后回看，那其实也是她唯一的道路，是她写这本《巴黎岁月：贝克特、波伏娃和我》的最初萌芽。

戴尔德丽拥有的，大概只有勇气。好在１０年新闻工作磨炼了她的坚韧。她知道贝克特的朋友、亲人、代理人，为保护这位离群索居的作家，设置了重重障碍。

有趣的是，她此行的采访经费，来自一项支持女性学术的研究生基金——丹福斯女研究生基金。对这一时代背景，戴尔德丽感激一生：“我的漫长求索始于一个女性历史上的幸运时刻。１９６５年，她们设立这一奖学金，针对能被研究生院录取的‘成熟女性’……它无疑改变了我的生活。”

女性的创作受益于时代机遇，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准确把握。在这个没有暖气的小酒店里，第一次见面，她就被贝克特“放了鸽子”。接下来的１０天如同悬疑小说：贝克特杳无音讯。那个写《等待戈多》的人，传说中浸淫在疏离、孤独中的作家，因一场疾病发作，不辞而别去了威尼斯。

戴尔德丽决不允许自己空手而归。按照她准备的采访对象名单，她开始了外围采访。“成百上千个采访在等着我。”通过层层镶嵌，一个远在天边的贝克特变得近在眼前。

直到，他终于出现：“我马上认出他鹰一般的面容，鼻子有点钩，额头上方直立着一丛白发。”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他对她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么说，要拆穿我其实是冒牌货的人就是你喽。”

贝克特对她的工作方式是既不帮助也不妨碍，但不允许她做笔记，也不让录音。于是她的工作画面变得跌宕起伏起来，对外围的间接采访像论文一样严谨，对贝克特本人的采访则完全成了记忆比赛：他们每次的对话结束后她就要飞奔回酒店，对着录音机录下能记起的对话内容。

阅读本书的时候我在想，她为什么要呈现这些翔实的写作数据、工作笔记和方法，这些踏实而让人肃然起敬的工作态度背后，正隐藏着她身为女性不可避免地遭人非议和嫉妒的心理。

写贝克特，戴尔德丽采访的人数达到上百人，贝克特作为她工作的主题，时间长达７年。劳动密集的写作完成后，作品却被很多无法采访到贝克特的人攻击——认为她一定是使了什么手腕。上世纪８０年代，女性在工作和学术上如果表现优于男性，本身就是一种逾越。

写完《贝克特传》后，书非常畅销，戴尔德丽却走入了又一个低谷。外界的攻击，贝克特的疏远，使她急需一个在个人生活和职业上都做得完美无缺的当代楷模。

经纪人推荐了几个人选，戴尔德丽并不认为合适，她的新闻敏感这时又帮助了她。如何找到一个在女性中具有号召力的，特立独行的女性？那就是西蒙娜·德·波伏娃。虽然她和贝克特有点小过节。

就像和贝克特的开始一样，戴尔德丽又给波伏娃写信。波伏娃回信后，戴尔德丽的出版方却反对，刻薄地说波伏娃正在走下坡路。为了写自己想写的女性，戴尔德丽和经纪人分道扬镳。

相对于贝克特对采访的“无为而治”，戴尔德丽写西蒙娜·德·波伏娃则是另一番挑战。“女性书写女性”的故事，一开始甚至更加如履薄冰。１９８１年１月９日，戴尔德丽走进了波伏娃在法国的家。她看到的波伏娃，瘦小、生活化，虽然一开始试图掌控采访者，后来却无比坦诚。

波伏娃一生都是各种明枪暗箭的目标，但她始终专注于写作事业。然而，这样一位女斗士，又如何面对自己在个人情感世界里的脆弱和真相？戴尔德丽觉得，虽然波伏娃拥有很多名人所不具有的直接和诚实，但在她的著作中，真正的波伏娃仍然躲在那个叫西蒙娜·德·波伏娃的阴影中。

一个坐在透明卷帘门边的波伏娃；一个真实可感，说到爱情时少女般幸福的波伏娃；一个脆弱，总在人群中独自转身哭泣的波伏娃。

这一场持续１０年的写作和访谈，本来还可能更久，戴尔德丽一直在倾听，直到听到她突然离世的消息。

书中有一个细节，是戴尔德丽采访完波伏娃的黄昏。这并不是闺蜜间掏心掏肺的黄昏，而是和波伏娃又斗智斗勇了一天。她来到咖啡厅，感觉自己不堪重负。一个熟悉的身影从窗外走过，不用说，那正是和波伏娃风格不一、老死不相往来的贝克特。

我理解那一个瞬间，戴尔德丽见到贝克特的百感交集。那时的巴黎，贝克特还在。波伏娃也还在。如果不是她坚持坐在那张小桌边，我们今天自然不会看到《贝克特传》《波伏娃传》，以及这本属于她自己的《巴黎岁月：贝克特、波伏娃和我》。

读懂一位作家的作品最好的方式是理解他们的人生。在这本书里，交织着回忆、真相和友谊。也许，最好的岁月就是有人离开又有人坐下来，故事却一直没有停止。

（稿件原载于２０２６年３月１０日《重庆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