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紫禁城到山城：祝勇揭秘故宫文物南迁与重庆的百年羁绊

７月２５日，第３３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重庆开幕。这场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重庆市人民政府承办的文化盛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汇聚全国千余家单位，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与全民阅读氛围营造。

开幕式后，作为书博会的重要配套活动，由重庆市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重庆新华出版集团主办的“陆海讲读堂”第九期如期举行。著名作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祝勇携其《故宫文物南迁》《国宝》等作品亮相，以文字为桥，串联起紫禁城与山城重庆的百年情缘，揭秘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南迁的壮阔史诗。

一场跨越千里的重逢：重庆与故宫的历史羁绊

活动现场，主持人秦杉以“跨越千里的重逢”定义此次对话——１００年前，故宫文物南迁途中，重庆曾是至关重要的守护者与见证者；如今，祝勇带着书写这段历史的作品回到重庆，恰是历史与现实的深情对话。

“重庆的美与厚重，总让我心生敬意。”祝勇坦言，为创作与拍摄，他曾多次踏访重庆，这座城市与故宫的渊源早已刻入记忆。抗战时期，故宫南迁文物曾分存于巴县（今巴南区）等地，而如今的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不仅是网红打卡地，更是全国首个地方建立的故宫文物南迁专题博物馆，“它让这段散落的记忆有了具象的依托”。

这种羁绊在历史中早有伏笔。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故宫南迁文物与其他单位文物分三路入川，其中８０箱存放巴县，７２８７箱存于峨眉，９３３１箱藏于乐山。１９４６年，这些文物先集中于重庆，次年才运回南京。“重庆是文物南迁路线上的关键节点，更是文明火种的临时庇护所。”祝勇的话语中，满是对这座城市的敬意。

从紫禁城到博物院：一个名称里的时代变迁

近期，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成为热议话题，而故宫作为中轴线上的璀璨明珠，其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的名称之变，被祝勇视为历史变迁的缩影。

“１９２５年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是封建帝制落幕与文明归属权转变的标志。”祝勇解释，从皇家禁地到人民共享的文化殿堂，这一转变背后，是“文物属于民族、属于人民”的理念觉醒。今年恰逢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回溯历史，１９１４年古物陈列所的成立为其埋下伏笔，而１９２５年的正式定名，让曾经的“皇家私藏”成为“国家瑰宝”，“这不仅是名称的更迭，更是文明传承方式的根本变革——从少数人的独享，变为全民族的共同守护”。

打捞尘封记忆：为何要书写文物南迁？

随着一段短片的播放，现场观众仿佛被带回１９３３年那个风雨如晦的春天：山海关失守，北平危在旦夕，故宫人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将１．９万箱打包南迁，穿越大半个中国。这段被称为“文化长征”的历史，曾一度鲜为人知。

“１５年前，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寥寥无几。”祝勇回忆，一次“两岸同走南迁路”活动让他接触到多位亲历者，他们的讲述揭开了历史的面纱。此后，他踏遍南迁路线，寻访文献、实地考证，最终写下７００余页的《故宫文物南迁》，却仍觉“未能穷尽历史细节”。

“没人知道路有多远，没人知道要走多少年。”祝勇引用短片中的台词，感慨南迁之路的艰辛：文物分北、中、南三路迁移，经战火、洪水、瘟疫洗礼，却创造了“零丢失”的奇迹。而这背后，是故宫人“用血肉与智慧守护文明”的牺牲——有人在寻找船只时坠江身亡，墓地至今无存；有人数十年与家人离散，临终仍牵挂文物安全。“这段历史不该被遗忘，它是中华民族在危难中坚守文明根脉的证明。”

《国宝》：用文学照亮守护者的灵魂

如果说《故宫文物南迁》是“物证”式的历史还原，祝勇的长篇小说《国宝》则是“心证”式的人性书写。这部６０万字的作品以“家映国”的双线叙事，通过文物护送者那文松一家的聚散，折射出大时代下个体与文明的命运交织。

“非虚构写‘事’，小说写‘人’。”祝勇坦言，创作《国宝》的初衷，是想让读者看见历史宏大叙事下的“个体褶皱”。书中主人公那文松融合了庄尚严、吴瀛等多位故宫人的影子，他与妻子梅遇影的分离、弟弟那文柏的参军、岳父的牺牲，无不映射着真实历史中“家与国”的撕扯。“最打动我的，是那些守护者的纯粹——他们拿不到工资，却因‘保护文化根脉’的信念，在颠沛中坚守。”

为还原历史现场，祝勇在书中嵌入大量细节：老北京人用“烟卷”点燃爆竹的习俗、不同地域的方言特色、文物打包的技艺……这些“细如发丝”的描写，让读者得以触摸历史的温度。“比如重庆巴县的存放点，我实地探访时发现，当时不仅有深山老林的隐蔽之所，还有银行金库这样的‘专业仓库’，通风防潮的设计，体现了守护者的智慧。”

悲剧中的力量：为何让笔下人物历经磨难？

《国宝》中，那文松一家的家破人亡、郭之南在胜利前夜的牺牲，让读者扼腕。祝勇坦言，创作时“几度落泪”，却坚持不回避历史的残酷。

“小说的‘狠心’，远不及历史的悲壮。”他举例，一位故宫人在宜宾寻找运文物的船只时，因甲板漏洞坠江身亡，其老母亲至死不知儿子已离世；还有人在护送途中感染瘟疫，临终前仍紧抱文物清单。“这些真实故事，比小说更令人心碎。”

在祝勇看来，悲剧的意义在于反衬人性的坚韧：“正是在妻离子散、生死未卜的绝境中，‘人在文物在’的誓言才更显沉重，守护文明的信念才更见光辉。”他强调，历史从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由无数个体的牺牲与坚守写就的“活态史诗”。

文字与光影：两种方式的文明传播

活动尾声，祝勇分享了自己作为纪录片导演的创作感悟。从《苏东坡》到《天山脚下》，他将文字的“静谧”与影像的“灵动”视为互补的传播方式。

“文字能给读者无限想象空间，而影像能让历史场景更具象。”他以《国宝》为例，书中对《溪山行旅图》的描写，可让读者在脑海中构建画面；而纪录片镜头下的文物与迁徙路线，则能直观呈现历史现场。“无论是文字还是影像，终极目的都是让文明‘活’起来——让今天的人读懂文物背后的故事，理解守护的意义。”

文明的回响：让守护的故事永远流传

活动在热烈的掌声中落幕。从书博会的“书香中国”主题，到陆海讲读堂的“文明守护”议题，这场对话既是对历史的回望，更是对未来的启示。正如祝勇所言：“文物是沉默的历史，而阅读与讲述，能让它们开口说话。”

当观众带着对《故宫文物南迁》《国宝》的期待离场时，重庆这座城市与故宫的缘分，早已超越了历史节点的意义——它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让“守护文明”的精神，在书页间、在对话中，永远传递下去。